摘 要：唐代的官修《图经》是以道、州（府）、县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而进行编纂的，并形成了州县定期编纂、报送中央的制度。《图经》的资料来源，既有前代史志文献的征引，也有古老相传的旧闻和神异、灵验故事，还有来自民间社会的搜求和采访。从敦煌发现的《图经》残卷来看，官修《图经》遵循一定的格式和体例，且在《图经》“旧本”的基础上，根据地方风土改移的情况，不断进行地志的补充或续修，以便更好地反映州县地理方物的变化。中央通过地方州县定期报送上来的《图经》，尽可能对天下诸道州府的民风政情与山川形势有所了解，进而为中央决策提供地理依据。
关键词：唐代；图经；地志；编修；《沙州都督府图经》
《图经》，通常认为包括地图和经文(文字说明)两部分内容。按照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解释，“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是山川、土地、物产等情况的形象描绘。经者，经界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概言之，《图经》是描述“州郡地理”情况的专门著作。《图经》的传世情况，章氏谓：“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换言之，传世《图经》其实并不多见，其内容多散见于史志、类书及地理书中。且就形式而言，往往是经存图亡，通常仅有州郡地理描述的说明文字，至于具体地图则亡佚不存。所幸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10件图经、地志残卷，国内外学者池田温、傅振伦、仓修良、李并成、辛德勇、李锦绣等，在利用敦煌文书探讨唐代的《图经》形制及方志、地理学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本文在整体审视唐代《图经》编纂的基础上，结合敦煌所出图经、地志文书，重点讨论《图经》的编纂体例、内容及功用等相关问题。
一、《图经》的定期编修与造送
《图经》作为地方志书，最早见于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巴郡太守“上疏”奏陈巴郡境界、属县、盐铁、人口、乡亭、道里时明确提到“谨按《巴郡图经》”。又《文选》李善注《芜城赋》中，还摘引了东汉王逸所撰的《广陵郡图经》。清人姚振宗据此认为，“图经之名起于汉代，诸郡必皆有图经，特无由考见耳”。只是大多数《图经》都已亡佚，无从可考罢了。
上述东汉两部《图经》虽然是私家修撰，但却是中央了解地方州郡自然、社会情况的重要指南。西晋挚虞撰《畿服经》170卷，“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内容上颇与《巴郡图经》相似。隋唐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普天之下”的州县形势、道里驿程、河渠关津、风俗物产等，尤为中央王朝所重视。正如李约瑟所说：“随着稳定的中央集权制的发展，人们往往被派遣到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去做官，从而使地方志受到社会的重视。”大业年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中央则对全国官员送呈的“带有附图的风俗物产志”统一汇编，最后集纂成《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显而易见，《图经》的编纂第一次纳入了官修的轨道。
隋代修纂的《图经》，除了上述《诸州图经集》外，《隋书·经籍志》还收录《冀州图经》1卷，《齐州图经》1卷，《幽州图经》1卷。清人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又考出《雍州图经》、《宣城郡图经》、《上谷郡图经》、《江都图经》、《东郡图经》、《洛阳图经》、《丹阳郡图经》、《蜀郡图经》、《弘农郡图经》、《历阳郡图经》、《河南郡图经》等11部，可谓蔚为大观。
唐代是《图经》地志之学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由于边疆的空前广阔、周边民族的发展壮大以及异域外族的东渐入华，都给中央王朝的边防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在制度上，尚书兵部的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同时，掌管接待外国使节进贡的机构——鸿胪寺，还负责“把进贡国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习惯等记录下来，使之成为越积越多的政府情报的一部分内容”。另一方面，中央对于地方的驾驭与统率以及法令的颁行、决策的施行力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就客观上要求对地方州县的情况有所了解，由此《图经》、户籍的定期编修必不可少。《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载：“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表明地方州府每隔三年都要进行一次“地图”的纂修与编造工作，待完成后与“板籍”(户籍)一道呈送尚书省，分别转至兵部(职方司)和户部。建中元年(780)，德宗诏令“地图”每五年造送一次，“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则不在五年之限。”《新唐书·百官志》谓：“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明确指出与版籍(户籍)一道呈送的是“图经”，而非“地图”。大中五年(851)八月，“沙州张义潮遣兄义潭将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图经户籍来献”，表明《图经》与户籍常相提并称。既然如此，那么地方州县定期与户籍一道进献中央的只能是关乎当地风土人情的《图经》了。
《图经》的定期造送之制，在五代、北宋仍有继续。后唐天成三年(928)敕，“诸道州府每于闰年合送图经、地图”。按照“四年一闰”的置闰规则，后唐确立了“四年一造”的纂修制度，但此制不久罢停。长兴三年(932)，朝廷又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悮”，凡有关“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所献《图经》都须记载，不得遗漏。北宋同样重视《图经》的编修和造送。《宋史·职官三》载：“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图籍，以周知方域之广袤，及郡邑、镇砦、道里之远近。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分案三，置吏五，旧判司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掌受闰年图经。”不难看出，北宋继承了后唐四年一造《图经》的制度，并将其发扬光大，乃至出现了诸如《开宝诸道图经》、《祥符州县图经》之类的鸿篇巨制。
在《图经》的定期编修与造送中，地方州府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州县官员，兼有纂修当地《图经》的职责，由此使得官修《图经》中以州县《图经》居多，其中州《图经》尤为普遍。不过，从敦煌遗书S.6111v《为申考典索大禄纳图钱及经等事状》提供的信息来看，《图经》的编造绝非易事，州司还专门拨付了一笔经费，谓之“纳图钱”，用于《图经》的编造，而负责此事的是司户参军下佐史索大禄。刘禹锡《夔州刺史厅壁记》云：“故相国安阳公乾曜尝参军事，修《图经》，言风俗甚备。”以索大禄之例来看，源乾曜编修《夔州图经》时“尝参军事”，可能所任也是司户参军事之职。
基于州府官员三年或五年造送《图经》的通例，唐代的三百多州府中，每一州府都应编有《图经》。比如见于史籍和敦煌遗书的有《润州图经》、《陇州图经》、《莫州图经》、《歙州图经》、《朗州图经》、《黎州图经》、《陵州图经》、《罗州图经》、《渝州图经》、《夔州图经》、《湖州图经》、《苏州图经》、《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都是官修《图经》成果的体现。有意思的是，元和十五年(820)，韩愈以论佛骨贬黜潮州，乘驿赴任时途经韶州，赋诗一首，向“张端公使君”借阅《图经》，以便为游览韶州的明山丽水和风景名胜提供指南。这说明当时各州确实都编有《图经》，否则韩愈如何能开口便借。此外，日本平安时期学者藤原佐世于891年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土地家》中收有“杨洲图经一，唐洲图经十卷，越洲都督府图经二，海洲图经一”，这些由遣唐使或入唐僧带入日本的州府《图经》，可能也是官修之作。
唐代还有以县为单位编纂的《图经》。敦煌遗书S.6014残卷，存有“祥瑞五”条目，李并成考定为《始平县图经》。睿宗时太子少保薛稷，撰文《朱隐士图赞》，其中明确提到了《灵池县图经》。《日本国见在书目》“土地家”中收有《濮阳县图经》。《太平广记》卷191所记汉代朱遵之骁勇故事，就来自《新津县图经》。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所引《夷陵图经》、《永嘉图经》、《茶陵图经》和《淮阴图经》中，夷陵、永嘉、茶陵、淮阴四地分别为狭州、温州、衡州、楚州属县，因而这4部《图经》显然是以县为单位而编纂成书的。此外，《太平广记》草木部所收“娑罗绵树”、“旌节花”两条，分别来自《黎州通望县图经》和《黎州汉源县图经》。按黎州，“或为洪源郡，领县三，汉源、飞越、通望。”若以黎州的地理建制来看，似还应有《黎州飞越县图经》。敦煌遗书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载：“沙州图经卷第一。第一州，第二、第三、第四敦煌县，第五寿昌县。沙州，下，属凉州都督府。”据郑炳林考证，此卷成于唐贞观年间。是时《沙州图经》共有5卷，第1卷概述沙州历史地理，第2-4卷详记敦煌县地志，第5卷叙述寿昌县内容。因此，从《沙州图经》的体例来看，县《图经》应是州《图经》的一部分内容。
唐代还有以“郡”为单位编纂的《图经》。杜佑《通典》引《汉阳郡图经》曰：“赤壁城一名乌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川县西八十里，跨南北。”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载：“唐《汉阳图经》云：‘赤壁又名乌林，在川县西八十里，跨南北。’”按唐制，天宝元年(742)玄宗诏令改州为郡，至乾元元年(758)肃宗又恢复为州，此部《图经》既冠以“郡”名，推测当成于742-758年。孙逖《为宰相贺武威郡石化为麪表》载：“武威郡番禾县嘉瑞乡天宝山周回五六里，石化为麪，……取食甘美益人。又按《图经》：‘贞观九年凤凰集于此，故名嘉瑞乡。’”联系上下文意，此《图经》当为《武威郡图经》。
唐代还有以“道”为单位编纂的《图经》。大中五年(851)七月，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这部成于天宝年间的《陇西道图经》，《太平寰宇记》、《玉海》均作“本道图经”，《册府元龟》作“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图经”，这说明《陇西道图经》在内容上大体与“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图经”相同。唐代的行政区划中，最高一级的是“道”。贞观元年(627)，太宗将天下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10道。开元二十一年，玄宗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设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15道的格局。其中陇右道，“古雍、梁二州境，今秦、渭、成、武、洮、岷、叠、宕、河、兰、鄯、廓，已上陇右；凉、甘、肃、瓜、沙、伊、西、北庭、安西，以上河西。”以州郡地理而论，陇右道辖境实际囊括河西、陇右之地。其中河西地区不仅领有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河西重镇，还兼有西域的伊州、西州及北庭之地。因此，就地理归属而言，张义潮遣使献捷的“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恰好在陇右道控驭的“河西”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来说，张义潭携带的《陇西道图经》正是“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图经”的集纂和汇总，其全称应为《陇右河西道图经》。
以上论述表明，唐代的《图经》是以道、州(府)、县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而进行编纂的。《图经》冠以“道”名，表明本道《图经》正是该道所辖诸多州府《图经》的汇集。《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收有“州县图经”，并注曰：“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各一卷”，说明10卷本《州县图经》，就是以“道”为单位编排的。此种编排方式，其实与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相同。甚至宋代的宋准《开宝诸道图经》、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也是在检阅诸州图经、“东封所过州县图经”的基础上集纂而成。至于以县为单位编纂的《图经》，从前引《歙州汉源县图经》及《沙州图经》来看，应是州《图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因而总体来看，唐代的《图经》系列中，以州为单位编纂的《图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成效上，始终都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
除了官修《图经》外，唐代还有私家修纂的《图经》。有代表性的如韦瑾撰《域中郡山川图经》1卷，“始关内，终剑南，据郡县山川为之图”，看来仍是以“道”为单位编纂的。中唐诗人元稹在“寻于古今图籍之中”的基础上，结合京畿地区的西北边防，撰成《京西京北图经》4卷，并根据太和公主下嫁回鹘的道远里程，“具录天德城以北至回鹘衙帐已来食宿、井泉”，可谓是唐代交通回鹘路线的山川形势图。文宗时入吐蕃使田牟，太和八年(834)四月，“进宣索《入蕃行记图》一轴，并《图经》八卷”。这部《图经》是田牟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见闻写成，对了解唐蕃古道及吐蕃的国政、风俗、物产等情况都有参考价值。
二、《图经》的内容及编撰体例
尽管唐代各州普遍撰修《图经》，但完整流传下来的并没有一部。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曾辑出唐代《图经》数十部，其中收录了散见于传世古籍中的《图经》条目数百条，对了解《图经》的内容与形制多有裨益。比较而言，敦煌遗书中《沙州都督府图经》保存了相对较多的地志条目和信息，为探讨唐代《图经》的内容、形制及编撰体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前已提及，成于贞观年间的《沙州图经》(S.2593)共有5卷，其中2-4卷为敦煌县的地志，第5卷为寿昌县的内容。敦煌遗书中P.2695残卷尾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卷中所存11条祥瑞和1首歌谣，均见于P.2005号文书，该卷中有“敦煌县社稷坛各一”、“右当县并无前件色”等文字，说明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其实就是敦煌县地志的描述，因而在体例上与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所述“第二、第三、第四敦煌县”相符合。由此看来，永徽二年(651)沙州的行政地位由“州”上升为“都督府”后《图经》的名称虽然有所调整，但其编纂主旨与体例始终未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说，贞观年间的《沙州图经》成为此后编纂《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基本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遗书P.5034号残卷亦为《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组成部分，该卷所存篇目格式、体例与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大致相同，又卷中所记多为寿昌县的山泽、渠水、关城、神庙等内容，结合S.2593《沙州图经》“第五寿昌县”的体例，可将P.5034号文书定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五》。
《沙州都督府图经》篇目对照表
单就第三卷而言，《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内容甚为广泛。粗略言之，计有水源、河渠、大泽、水堰、故堤、咸卤、盐池、兴胡泊、宫殿、厅堂、馆驿、学校、社稷坛、杂神、神庙、异怪、墓冢、土河、古城、墨池、祥瑞、歌谣等。这些条目既有对先贤历史人物的怀念(如阚冢、先王庙、张芝墨池等)，也有对敦煌边塞古城和丝路咽喉地位的肯定(如“一所兴胡泊”、“一十九所驿”、“四所古城”、“一所土河”等)，也有对敦煌地貌和绿洲重镇的描述(如“七所渠”、“三所泽”、“二所堰”、“三所盐池水”等)，还有对敦煌州县地位及与中央隶属关系的确认(如州学、县学、医学、“二所社稷坛”、廿祥瑞、歌谣等)，较为完整地体现了敦煌作为边塞古城、丝路枢纽和绿洲重镇的地域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异怪”、神庙及祥瑞等条，常见于其他州县《图经》中。如祥瑞，《威武郡图经》云：“贞观九年凤凰集于此，故名嘉瑞乡。”敦煌遗书S.6014《唐始平县图经》也存有五条祥瑞，如连槐树，“右武德元年生槐里乡”。芝草，“右总章元年生汤台乡”、“右武德囗年生龙泉乡”。由此可见，祥瑞见于《图经》并非沙州特例。至于祠庙及神异、灵验故事，州县《图经》亦常有描述。开元五年(717)，玄宗巡幸东都，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建议按照《图经》著录的祠庙形制来安排沿途州县的祭祀，这说明神祀祠庙见于《图经》已极为普遍。如孙处元《润州图经》载，润州州城西北墉上神祠，“本汉荆王之庙也”，自两汉至隋，“数经寇贼镇官汹惧，屡祷求福助焉”。又《陇州图经》载，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相传秦始皇“开御道”时，有两位“土羊之神”于路边相迎，始皇“遂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再看《朗州图经》的因缘故事：沙门惠原“少以弓弩为业”，至武陵山行猎时射杀一孕鹿，鹿之将死，告诉惠原“既是缘对，应为汝死”，“生生代代，勿复结冤”。惠原感悟前缘，“遂落发于鹿死之处，而置迦蓝，名耆阇窟山寺”。其他如《莫州图经》所记“女仙”郝姑故事，《歙州图经》收录“异僧”法度事迹，均属此类。这说明在《图经》的编纂中，古老相传的旧闻佚事和神异灵验故事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材料(见下表)。
作为现存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官修《图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除了沙州地志的描述外，还保存了唐代官修《图经》的一般格式与内容：
《太平广记》所见《图经》中之神异故事
既然这些条目“当县”(敦煌县)都无具体内容，那么《图经》为何还要列出详目呢？唯一的解释，“必是朝廷颁有州郡图经编写纲目，各州须依纲目逐条编列，不得遗漏；若无可记，亦须注明。”理论上说，监牧、羁縻州、江河淮济等20条目，应是唐朝颁行的有关州县《图经》编纂的基本通例，自然也是官修《图经》书写的必备内容。但在实践中，地方州县的风土和人文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乃至“前件色”中的相关内容并不具备，因而编纂时只能保存纲目，而具体内容只好空缺。这样的编排方式，表面看来是出于《图经》整齐划一的考虑，但实则表明官修《图经》正是按照特定的格式和体例编纂而成的。
引经据典是中国古代史学撰述和文献注疏的常用方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纂修也不例外。比如在历史、地理、人物、故事、古迹、祥瑞等内容的编排中，广泛征引《西凉录》、《十六国春秋》、《后凉录》、《汉书·西域传》、《汉书·匈奴传》、《魏书》、《瑞应图》等著作。其中引用最多的《西凉录》，共17处，涉及悬泉水、孟授渠、阳开渠、阴安渠、一所殿、先王庙、孟庙、嘉纳堂、靖恭堂、谦德堂、赤气龙迹、白雀、大立石、瑞葛、嘉禾、白狼、凤凰等条，大致是敦煌先贤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描述。如孟授渠条：“右据《西凉录》，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因以为号。”又凤凰条：“右按《西凉录》，凉王李暠建初元年正月凤凰集于效谷。”既然前代的人物、故事通过专门的条目被编入《图经》中，那么记录这些“先前旧事”的史志书目自然成为《图经》编纂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除了史志文献的征引外，《图经》编纂的另一材料来源是从地方官员和民间百姓中搜求、征集而来。比如“廿祥瑞”中所见的白龙、木连理、甘露、瑞石、白雀、黄龙、五色鸟、日扬光、蒲昌海五色及白狼等条，就来自百姓董行端、董行靖、严洪爽、王会昌、阴嗣鉴、阴守忠，豆卢军支度使崔撝、石城镇将康地舍拨、州司，“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的奏报。又“歌谣”一条，系为歌颂武后称帝，建立大周功绩的献媚之词。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云：“右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按风俗使，或观风俗使，即中央派遣巡察地方，了解各地政情民风的官员。此首赞颂武后基业的应时之词，是风俗使在巡察地方中从民间百姓中采访搜求而来。但要看到，此首歌谣“内容专颂朝廷，谀词满篇，体裁形式乃至文句多袭《诗经》，间採《尚书》、《易经》，去‘百姓’之时语俚言及苦乐旨趣远甚，实为当地官员假借百姓之名伪造者”。周绍良也说：“这些歌谣显然是一些谄诈的作品，并非民间之歌谣，从它的造句用词上已断定是地方长官之作，所谓‘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不过借口‘百姓’为歌谣之由而已。”总之，这首由地方官员创作而托名于百姓传唱的“歌谣”，最终成为《图经》编纂的重要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还提到了4位沙州刺史：即李无亏(691)、陈玄珪(695)、李祖隆(673)和杜楚臣(714)。据《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铭》记载，载初元年(690)李无亏“授沙州刺史，兼豆庐军使”，长寿二年(693)“进爵长城县开国公”，延载元年(694)终于官舍。据此，李无亏担任沙州刺史是在690-694年。在这五年中，李无亏对沙州进行了较好的治理，特别是在奏请改移馆驿、奉敕设置馆驿，修造渠堰以及表奏祥瑞等方面成绩突出。《图经》所见的“长城堰、清泉驿、东泉驿、五色鸟、日扬光、庆云、蒲昌海五色、白狼”等条中，所谓“刺史李无亏”云云，正是李氏经营沙州的生动反映。又“甘草驿”条明确提到“前刺史李无亏”奏请设置馆驿之事，可知此时李无亏已去职。从“刺史”到“前刺史”的变化，正说明《图经》的初次编纂是李无亏担任沙州刺史期间，因而在祥瑞条中对“刺史李无亏”的事迹进行了极尽能事之渲染。由于《图经》所见的李无亏事迹，最晚的时间是天授二年(691)腊月，结合“长城堰”条李无亏“长城县开国子”的封爵，故可推知《图经》的初次编纂是在长寿元年(692)。
李无亏之后，陈玄珪继为沙州刺史，时间是证圣元年(695)。陈氏在任时，似也组织人员做过《图经》的编修和补充工作，故有“前刺史李无亏”的说法。此次《图经》的补修时间，“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条提供了信息：
至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矟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
此处“今年”，应为《图经》的二次纂修时间。王重民谓：“此称今年，当蒙证圣而言，可知是书当作于证圣二年”。严耕望认为，“今年”当即证圣元年之次年，即万岁通天元年(696)。李正宇指出，“今年”的准确表述为万岁登封元年，至三月十六日，方改元万岁通天元年，“由此得知本《图经》之原本亦当撰于万岁登封元年二月之后，乃属万岁通天元年矣”。不论此《图经》是“原本”还是二次补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陈玄珪担任刺史的第二年(696)，沙州官方进行过一次《图经》的编修工作。
有迹象表明，开元初年也曾对《图经》做过续修和补充工作。如“张芝墨池”条所记，开元二年沙州刺史杜楚臣、开元四年敦煌县令赵智本“各检古迹”，寻访古池。罗振玉据此推断“此书之作，殆在开天间”。王重民认为“墨池条与全书体例不合，自开元二年九月以下，当系后人增入”。事实上，《图经》中流露出的“开元”时代的信息并不仅限于“张芝墨池”，比如“鱼泉驿”条，为避玄宗名讳，刺史李祖隆之“隆”字缺笔，写作“”；“一所故堤”条中“其趾步存”，“古长城”条中“其阔一丈”，此二“其”字均为避讳“基”而改。显然，这样的文字改动渗透着浓郁的开元时代气息。因此，王重民“后人增入”的说法，其实正是开元四年(716)以后沙州地方进一步续修《图经》工作的反映。
综上所述，现存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是在贞观年间《沙州图经》的基础上，中间至少经过了692年、696年和716年以后的三次编修和补充，最终编纂而成。其编排方式，大致是在沙州所存《图经》“旧本”的基础上，根据“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的情况，不断进行地志的调整或增补，以便更好地反映州县风土方物的变化。比如，“一十九所驿”条中的“同前奉敕移”、“奉敕置”、“奉敕移废”，就是基于沙州馆驿设置、迁移、停废的现状而编入《图经》的。此外，敦煌遗书S.6111v《为申考典索大禄纳图钱及经等事状》还有广德年间(763-764)沙州司户参军佐史索大禄修造《图经》及征纳图钱的记载，这说明安史乱后沙州《图经》的编撰仍在继续，乃至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志残卷中(S.788)，还有悬泉、东盐池、西盐池、北盐池、土河、兴胡泊、阚冢等条，从中不难看出《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痕迹。
三、《图经》的政治功用
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云：“圣朝选将持符节，内使宣时百辟听。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是说朝廷命官(郑权)到任广州后，受到了岭南民众的热烈欢迎，节度使随即遣使送上管内诸州的《图经》。此种急于归属中央及纳入“王化”的情境，与大中五年(851)张义潮遣使携河西十一州《图经》、户籍来献正相符合，即藉此谋求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与认可，以期获得来自中央的政令或财赋支持。相较而言，缘边州府关涉的边疆、民族问题更为复杂，中央王朝既要贯彻抚宁四夷的羁縻政策，自然离不开《图经》提供的资料。由此可见《图经》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图经》、户籍的定期造送，其实也是检验地方官政绩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因而州县长官在“谨遵奉行”中央政令的同时，还希冀在考课中获得好的评价。S.6111v《为申考典索大禄纳图钱及经等事状》载：
1.____________为申考典索大禄纳图钱及经等具状上事。
2.____________《图经》于州典索
3.□□□□钱得状称，州司纳
4.以前被符称，得司户参军窦昊
5.十一月内符下县，征佐史索大
6.者州图及经依前，下县催仍，且
7.十二月六日被符，征索大禄图及经
8.禄状称，州司纳钱，其日判申州讫
9.得见在，其钱得州典孔崇云
10.纳在州司，具检如前者，谨____________
状文中“窦昊”，见于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邓小楠已考出窦昊所撰《答南蕃书》作于宝应元年(762)。又S.6111号卷子正面为《书仪镜》，可与S.10595缀合，后者背面残存“广德”二字，由此可知S.6111v成于广德年间(763-764)。状文中索大禄以司户参军下佐史的身份充为“考典”，应是侍从入京考使(朝集使)的随行吏员。大谷文书3786《西州官人差使录》记载，开元十二年(724)八月，西州营田副使守信充为考使入京，同行的一位高昌县人也因为掌管营田事务而“充考典入计”，其性质与索大禄相同。据状文描述，索大禄随使入京携带的考课资料有“州图及经”，说明《图经》已是考使入京上计需要交纳的一种文簿。由此，州县《图经》的定期编造与上报，使得中央也建立了相应的地志档案，定期纳《图经》成为中央了解并控制地方的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地方州县定期报送上来的《图经》，尽可能对天下诸道州府的民风政情与山川形势有所了解，正所谓“袵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观，游幸之时倚马而山川尽在”，进而为中央决策提供地理依据。比如州县的设置、改革与调整，《图经》都能提供相关信息予以参照。宪宗元和年间，朝廷根据《兖州图经》的记载，准许了兖海节度使曹华的提议，将交通不便、面积偏小、人口稀少的莱芜县并入就近的乾封县。长庆二年(822)十二月，桂管观察使殷侑奏：“桂州建陵县，今按《图经》有修仁乡，请改修仁县；永丰县，与信州永丰县同，按《图经》，县下有丰水，请改为丰水县；富州开江县，与开州开江县同，按《图经》，江系马援所开，请改为马江县；唐州平原县，与德州平原县同，按《图经》，县下有思和水，请改为思和县。”殷侑的建议得到了穆宗的认可，桂管观察使所辖建陵、永丰、开江、平原四县，分别按照《图经》的描述而进行了相应的改名。由此可见，《图经》对于地方行政的管理亦有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