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租赋运输
北宋建都汴梁（开封）后，汴梁成为水陆交通的中心，漕运通过汴渠、黄河、惠民渠（即颖、蔡运河）、广济（即五丈河）等四条水道伸向各地。其中，溯黄河西行，转渭水，达长安，即河渭运道。北宋前期，陕西的租赋一般顺渭水、黄河而下，达汴京。《文献通考》卷25“国用三”漕运：“宋朝定都于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据《宋会要稿》142册“漕运”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三月的诏书，确知在北宋初年渭河用于水运：“黄河自河阳以上至三门并峡路，河（江）水峻急，系山河，并依旧条外，有黄河自河阳已上，并三门已上至渭桥仓，并诸江湖、淮、汴、蔡、广济、御河及应是运河，水势调匀，本纲抛失重舡一只，依旧条：徒二年；二只，递加一等”。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皇帝诏书虽提及渭水水运，实际上，此时由于民不聊生，百姓缺食，漕运数量正在逐年削减。到宋仁宗嘉佑四年，河渭漕运基本上停止。《宋史》卷175《食货上·漕运》记载：“先是，诸河漕数岁久已增，……天圣四年（1026年），荆湖、江、淮州县和籴上供，小民阙食，自五年后权减五十万石。庆历中（1041～1048年）又减广济河二十万石。……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劳费甚广；嘉佑四年，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汴河、惠民河、永济河）而已”。渭水、黄河的漕运，因朝廷的“减漕”措施而停止。
北宋时自仁宗起，为防御西夏，陕西常驻重兵，粮饷仰仗东南，欧阳修曾奏请按唐代裴耀卿旧迹，以通漕运，议不能行。到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关中遭水旱灾，秉义郎干办经略司公事吴革曾建议水陆运米以济关中之饥，具体办法是：“陆运以车务营车驼坊驼骡运至陕，水运以东南纲船搬至洛口，以白波纲船自洛搬至黄河”。
宋、金对立时期，陕西、河南均为金人所占，渭水已不通水运。但在金宣宗时期曾有两次改水陆运为水运。《金史》卷108《把胡鲁传》：“（兴定）四年（1220年），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因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以稍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又卷27《河渠志》：“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上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上从之”。大庆关渡在今大荔县东黄河西岸，所利用者为黄河，涉及渭水者，仅其尾闾。又《金史》卷116《徒单兀典传》：“同（州）、华（州）、阌乡一带军粮数十万斛，备关（潼关）船二百余艘，皆顺流东下”。华州（今华县）的军粮需利用渭水东运。
元建都大都（今北京），各地租粮输京，主要依靠南北大运河及海运，黄河沿流的租赋，多利用水道集运于大运河沿侧，再装船北运。但陕西有军粮转运任务或遭自然灾害时，河渭运道也用于粮食运输。《元史》卷137《阿札海牙传》记载，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为解决来自陕西的政治危机，“安丰（今安徽寿春）等郡之粟，溯黄河运至于陕”〔34〕，以供军食。天历二年，陕西大饥，也曾求粮于外地。
二、木材运输
（一）官府采运活动
渭水中上游的秦岭、陇山（包括六盘山）一带，在唐、宋时期林木茂密，竹子遍布于山上山下，汉、唐长安的建筑用材，均就近采自秦岭、陇山。特别是陇山的松木，高大端直，为宫殿建筑的上等用材。《宋史·地理志》记载：“陕西路有……林木之饶”。《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宋在陕西路“岁获大木万章以给京师”。金朝移都汴梁（时称南京）后，亦是如此。
北宋初年，在渭水上游的“秦凤路”设置采造务，大量砍伐林木东运。据《宋史·高防传》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并州寿阳人高防出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知州，“州西北夕阳镇连山谷多大木，（西）夏人利之。（高）防议建采造务，地辟数百里，筑堡要地，自渭（水）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募卒三百，岁获大木万章”。高防主持采伐的材木，均联成木筏，浮渭入河，派专人押运至汴梁供官用。
高防在秦州西北大量砍伐木材，损害了土著居民的利益，出现民族冲突，引起宋太祖关注，遂改派吴延祚为节度使，取代高防，并下诏书抚慰夏族酋帅。采运木材活动也因而停止。
宋朝停止在渭水上游采运木材后，汴京木材供应立即感到短缺，遂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四月，“以客省使张平为盐铁使，（张）平初以右班殿直，市木秦、陇。（张）平悉究利弊，更立新制，建都木务。计水陆之费，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师。期岁之间，良材山集”〔35〕。这是北宋初年渭水水道第二次出现的木材运输高潮。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温仲舒为秦州知州，在大洛门砦、小洛门砦一带砍伐林木，浮渭而下，供应京师。“二砦后为内地，岁获巨木之利”〔36〕。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秦州知州张佶，又在渭水沿边置采木场，砍伐运输材木至汴京。为此，与戎人发生冲突，张佶派兵掩击。从这些事例看来，北宋为采运渭水上游的木材，虽高潮迭起，但遇到的困难很多。
（二）达官贵人贩运活动
北宋年间，秦陇产地与汴京消费地之间的木材购、运、销活动，除官府经办外，由于厚利所在，一些皇亲国戚及朝廷重臣也利用权势，遣人至秦、陇间购买竹木，免费运至汴梁，高价出卖，以取厚利。
1．《宋史》卷257《王仁赡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以三司副使范旻、户部判官杜载、开封判官吕端属吏，……旻为市竹木入官；端为秦（王）府亲吏乔琏请托执事者。贬（范）旻为房州司户，（杜）载为均州司户，（吕）端商州司户”。
2．《宋史》卷309《程德玄传》记载：“是（太平兴国三年）秋，以功改判四方馆事。……五年，坐市秦、陇竹木，联筏入京师，所过矫制免算，又高其估以入官，为王仁赡所发，责授东上阁门使，领本州刺史”。
3．《宋史》卷463《刘知信传》记载：“太宗即位，进领本州（锦州）团练使，拜武德使。从征河东，又为行宫使。太平兴国五年，坐遣亲信市竹木于秦、陇，矫制免所过算缗入官，多取其直，左授军器库使，领锦州刺史”。
4．《宋史》卷250《石守信传》记载：“（石）保吉字佑之。……开宝四年（971年）……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俄领爱州刺史。……五年，坐遣亲吏市竹木秦、陇间，矫制渡关，为王仁赡所发，罚一季俸”。
宋初，在秦、陇与汴梁间私营木材的官吏很多，最严重的是宰相赵普，他不但有私贩竹木的嫌疑，而且皇帝欲责处他时，念及其功高位尊，反诘责揭发人赵玭，贬右监门卫将军赵砒为汝州牙校。《宋史》卷256《赵普传》记载：“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赵）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冒称普市，货鬻都下。权三司使廉得之，以闻，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将下制逐普。赖王溥奏解之”。《续通鉴长编》卷12记载得更为详细：“前右监门卫将军赵玭既勒归私第，不胜贫忿恚。一日，伺赵普入朝，马前斥（赵）普短。上闻之，召玭及普于便殿，面质其事。玭大言诋普贩木规利。先是，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遣亲吏往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于都下贸易。故玭以为言。上（太祖）怒，促阀门集百官，将下制逐普。诏问太子太师王溥等，‘普当得何罪？’，溥附阁门使奏云：‘玭诬罔大臣。’上意顿解。反诘责玭比，命武士挝之。御史鞠于殿庭，普力营救。上乃特宽其罚，扶出之。（开宝四年）夏四月丙寅朔，责为汝州牙校”。
三、竹木制品及薪炭运输
（一）修造船、桥、堤等材料运输
盛产竹木的陕西秦、陇一带，利用渭黄运道，转运造船、修桥、治河的各种用材，供应黄河中下游一些州县使用，最为便捷。据《包拯集》、《隆平集》等书记载，宋仁宗时期的名臣包拯，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曾目睹了陕西为筹措造船材木，对百姓课取甚重，不少人户破家荡产，包拯曾上书朝廷予以宽恤。
包拯在奏折中说：“凤翔府斜谷造船务，每年造六百料额船六百只，方木物料等自来分擘与秦、陇、凤翔诸处采买应付。庆历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万（件），见欠七万有零。庆历八年（1048年），材料等共二十一万七千有零，全欠”。其课派情况为：
——“斜谷务又打造咸阳、陕府桥（舟桥）脚船四十四只，合用材料共三万一千有零，现配买次”。
——“修河桩橛共四十五万一千六百五十二条（根），系七州课买”。
——“采砍澶州、河中府缆索竹一百五十万三千八百二十竿，现差人司竹监砍伐”。
——“买柴草一万斤，系十州军”。
——“买红花四千斛，系六州军”。
包拯又说：“凤翔府造船场，每年额船六百只，其方木料并是本府并陇州量支官钱收买，及于秦州采砍。所差衙前例各赔钱一二千贯，前后人户破荡家户不少，每户锢身者不少三两人，经年未得了。当时准三司牒买修河桩橛四十三万余条，亦于永兴（治长安）等七州配买，比之常岁多两倍。已以并河中府、澶州要缆索竹一百五十万竿，见差人司竹监砍次。今又准三司牒采买上件（等）材木九万三千条有零，亦是分配永兴等十四州收买……又闻深入番界采砍至难，其余不产州军须至差衙前分买；况陕西州军一年之内三五次，各是大段料配；兼又钱法更改之后，民间即目大段不易，若稍不行宽恤，则疲困之民无保全之望”〔37〕。从包拯奏疏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在陕西路采砍竹木用材，数量之多，役民之苦，官府开支之大；河渭水道漂流的木筏、竹排之多。
（二）薪炭运输
煤炭在宋代已经广泛开采，陕西路为当时的煤炭产地之一。南宋人朱翌在《猗觉獠杂记》卷上说：“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宋人朱弁在谈煤炭时曾言：“今西北处处有之”〔38〕。其中，滨临渭水支流泾水的邠州，出产煤炭的地方就有“永昌、韩村、秦店、左胜、洪河、龙安庄、曹公庄、房陵村、李村”等地〔39〕。邠州出产的煤炭，除供应本州炼铁及铁器工场生产火箸、剪刀等上贡物品外，也运往外地销售〔40〕。除邠州外，渭水北侧一些州县也多处发现煤炭。柴薪来自木材的下脚料，渭水沿流的南山、北山，处处有之，可说是“取之不尽”。
宋代由渭水、黄河东运的薪炭，史书文献未对其数量一一记载，仅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当为石炭）以称计一百万”〔41〕。由此一斑，可窥全豹。唯运输方式是排筏装载或船只装运，不能确知，根据当时渭水通行不畅的情况，当以前者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