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坐落在黄河之滨。我们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除了假期和周末，洪元基先生作词、卜锡文谱曲的校歌《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每天都在校园里回荡：“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鲜花朵朵、绿树行行。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歌声阵阵、书声朗朗。在花丛的浓荫之中，智慧的春光在荡漾，知识的青春在流淌，啊啊啊……你的乳汁哺育我们幸福成长，你的乳汁哺育我们幸福成长。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鲜花朵朵、绿树行行，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歌声阵阵、书声朗朗，在歌声和书声之中，青春的理想在闪亮，慈祥的乐章在回响。啊啊啊……你的精神鼓励我们奔向远方，你的精神鼓舞我们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听到校歌，令人心旷神怡，积极奋进。
今年，西北师范大学将迎来 120 周年校庆，看黄河滔滔，听书声琅琅，抚今追昔，感慨华夏文明之久远、宏伟，遂成此文。
《香满陇原》 段新民
十里店
古代关和津都是交通往来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都比较险要。兰州是过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有天堑黄河，关口以临河而筑的金城关、京玉关及南边摩云关为最著名，它们和永靖临津渡口、靖远索桥渡口及鹯阴渡口同是古代丝绸之路与黄河交汇处的几个咽喉要津。
西汉朝廷在兰州设金城郡，建置在今西固城(旧称西古城)，今沙井驿西沙黄河大桥附近有金城关。学界对此有争论，史书记载也多有出入。如《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说：“金城关，州北二里，当黄河西北山要隘处。本汉置。阚骃《十三州记》‘金城郡有金城关’是也。后废。宋绍圣四年，复置关于此，据河、山间筑城为固。崇宁二年，王厚请移关于北境之斫龙谷，不果。今设巡司于河南岸。”《元和郡县志》记载：“金城关，在州城西。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改津为关。”《甘肃新通志》记载：“金城关在县北二里，黄河西北山要隘处，倚山临河，乃通甘凉要路。关始置自汉，阚骃《十三州记》：‘金城郡有金城关，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复改为关。’宋绍圣四年重筑(钟傅修，苗履展筑)。明设巡司于河南岸，万历二十五年，易土以砖屡加修葺。”《重修皋兰县志》记载：“金城关，汉置，隋有关官，唐因之，宋绍圣四年重筑，明屡加修葺。”
根据以上资料所记，“当黄河北山要隘处”当指今安宁区凤凰山下沙井驿。《安宁区志》记载：“沙井驿自汉唐以来，为丝绸之路必经之路，由兰州去河西第一站。元末明初，群众为铺沙压田抗旱，成为沙井儿。明洪武年间，整修沙井堡，兵部设驿站，从此便称为沙井驿。而修建在黄河北岸的一段长城(边墙)系明孝宗弘治年间为防御蒙元残余侵扰而筑，东起盐场堡，经十里店、刘家堡、安宁堡至沙井驿。西去苦水到乌鞘岭界碑止。驿站城墙高二丈，底宽一丈二，收顶六尺。区境内约长20公里。沙井堡呈方形，城堡周围共二百八十丈，墙高三丈五尺，底宽三丈，收顶一丈。东西城楼四座，敌台二座，吊桥二座，城壕一道，栏马墙一道。堡垒内建十字形街道，东西各建牌坊一处。周围有住宅，设公署，警察院一处，递运所衙一处，防守公署一处，堡西家辅有候马亭，为汉武帝时迎候西域马匹而设。”
明朝北长城从兰州黄河北岸穿城而过，万历十年(1582),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一带是甘肃和固原两镇长城结合部。由于军事和交通需要，朝廷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在黄河上建造浮桥，位置几经变化，最后固定在金城关附近。宋国公冯胜和卫国公邓愈先后共铸造四根粗长铁柱竖立在黄河两岸，用以系栓一百二十丈的铁缆，固定浮桥。铁柱长一丈八尺，重数吨，柱上铸有年号和铸造人姓名。现存一根为邓愈监制，立于黄河中山桥南岸东侧，就是人们所说的“将军柱”。镇远浮桥对改善西北交通和巩固西北边防作用巨大，对兰州地区黄河南北两岸交通与经济交流也起着巨大作用。清朝时黄河北岸出现许多酒楼，十分繁华。
明清以后，深处内陆的兰州在古老深沉的文化传统与日益炽烈的现代新风之间磨合交融，如同德国人主持修建的中山桥——这座黄河铁桥极具象征意义：它飞渡黄河两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杰作，连接了古老的玉帛之路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和欧洲现代工业文化。
清中叶，边防松弛，外患日亟，“海防”与“塞防”之议成为朝廷内外关注问题,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渐致力于边疆问题研求，正如梁启超说：“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从清朝到民国，有些知识分子游历边疆后留下珍贵文字记录，而兰州市安宁区朱家井、安宁堡、十里店是兰州通往新疆或陕西的必经之处，也多有反映。他们的文字记录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化的轨迹。
《兰州握桥》吕斯百
清朝末年，安徽定远人、浙江湖州知府方士淦因事被遣戍新疆，四十二岁东归，撰《东归日记》，其中记载1828年五月“三十日，七十里住平番县，山水、树木皆好，城市尤好。六月初一日，七十里红城，红树黄花，麦麻被野，风景不减高台、张掖，且近黄河。又五十里，哈家觜(即今甘肃永登县东南树屏乡驻地。其地产盐，有红、白二色，称为哈盐。民国时设哈家嘴产盐局)，山路尤妙。初二日，七十里，过黄河浮桥到省(指兰州)”。
1842年，林则徐途经兰州，从镇远浮桥上渡过黄河，然后通过金城关前往新疆。他在旅途中作《壬寅日记》，记录所见所闻所感。后删削成书形成《荷戈纪程》，于光绪年间出版。其中有记载经过兰州的内容：“……初七日癸未，晴。辰刻行，出西门，过黄河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复有集吉草巨绠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之所无也。十里，至十里店，名离城十里，实则倍之。又五里浸湾墩。又五里俞福墩。又五里沙冈墩。又五里安定堡。又五里三道桥。又五里沙井驿。将至驿处，山土塌陷，有仅留一蹊径者，驿舍亦破损。初八日甲申，晴。辰刻行。十里白家铺。又十里新田铺。十里关帝庙，明万历间，显灵于此，因建焉。又十里韩家沟。又十里石碑沟。又十里胡家山岑。又十里苦水驿。沿途皆极荒陋，将至驿，则山树皆绿，始有生趣，驿系平番县辖。”
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陶保廉于1891年因父亲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随从侍行，对沿途所见所闻予以记载，著述具有明显实地考察及考证特征的史地之作《辛卯侍行记》。光绪十七年(1891)农历十月十一日，他路过兰州沙沟，在《辛卯侍行记》中写道：“折北行，三里，安宁堡之北。五里，沙沟。宽二三丈，两旁乱山，路曲而平。三里，路稍宽，有岩石突起，下方上圆，如楼台。土石皆红黄色。”
四川彭县人李德贻，少年时即以词章见重于王国维，曾考入四川省武备学堂。1900年后遍游秦陇、吴越、湘鄂诸地，后返乡创办学校。1904年入金陵南洋高等警官学堂，1905年毕业后派赴镇江开办警察机构。1907年受调由镇江到北京，然后出北塞，经草地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而达伊犁，创办伊犁警校。1909年由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翻越乌鞘岭到达兰州，任兰州高等警官学堂提调兼巡警教练所所长。1911年任漳河县(今甘肃漳县)知县，开办教育，振兴文教。1912年回兰州，创办《兰州日报》，再次受命办理甘肃全省警政。李德贻将1907—1909年游历见闻写成《北草地旅行记》，其中8月11日—14日写从永登苦水到进兰州城的经历:“三十里碱水河(今苦水境)。上午大雨，雨止乃行，故仅行三十里也。且前途有山沟，非上午不敢行，故止宿于此。十二日，四十里余家湾(当作‘俞家湾’，今皋兰县中心乡)。初行沙淤十数里，即入朱家井山沟，两山壁立，车行沟中，如舟行巫峡，倘遇暴雨，顷刻水深数尺，车马时有淹毙者。全长十五公里，无处躲匿，故行者戒惧，非上午不敢经过也。出沟后又数里，即抵余家湾，时虽尚早，可再行二十里，然非三十里无栈房，势又不能达，故即宿于此，明日乃可抵兰州。十三日，七十里到兰州，过黄河桥，即抵北关，时已黄昏，遂寓栈客。”
被称为“民国时期西北拓荒第一人”的林竞，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曾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和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从1916年到1928年，先后三次在西北旅行考察，足迹遍及河北、内蒙、宁夏、甘肃、新疆各省区及现在的蒙古国，留下《西北丛编》《西北旅行记》《中国必能复兴》等著作。1919年1月21日晚，林竞自宁夏长途跋涉而来，从西门进兰州城，住进名叫“集成栈”的客栈，开始兰州考察。近一个月时间里，他访问甘肃省督军兼省长张勋伯、兰州道尹陈闫、甘肃省实业厅厅长司徒颖、甘肃省署教育科长王天柱等社会各界要员，考察甘肃省棉花生产、交通、教育、商业、财贸、宗教等情况及发展问题和前景。过完春节和元宵节，他于正月十七(1919年2月18日)离开兰州前往凉州。他在《西北丛编》中对兰州地理风貌和民俗多有记载：“经沙沟口时，见两旁峭壁，殷红如朱，崩塌之处，若重楼叠阁，极呈奇观。惜此次为时已晚，不及一见。胜境会离，亦有缘耶。”1月28日(农历腊月28日)日记中林竞写道：“午后闻五泉山有庙会，刀偕陈雪峰君往游。徒步出南门，行五里，至则并无动静，不免失望。惟连日闷居旅邸，至此领略泉林，亦觉心神为爽。……五泉者，曰甘露，曰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今水旺处曰东龙口、西龙口。余等由中间石磴拾登，则见佛舍重叠，楼阁轩敞。更登高一望，目穷三面，黄河冻冰，白光一带，城市烟火，罗列眼前，诚奇观也。绕至西龙口，下陡坡，滑跶难步，余跌一交，而意甚乐，以为非此不足征游山之妙也。此地树影婆娑，泉声潺湲，为五泉最胜处。其下水磨三座，因泉水不冻，此时犹旋转不停也。”2月4日(正月初四)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街上锣鼓喧阗，盖市民新年闹社火以取乐也。见无数男子作奇异之装扮，招摇过市，令人捧腹。闻其中故事，本有各种意义，惜年代久远，惟知奉行，而莫名其妙耳。又有十数人负椭圆形之大鼓，旋转跳击，均有节奏，俗称太平鼓。闻此风兰州最盛。又有扮作生、旦、丑、净模样者多人，以长数尺之木棍绑于腿上以代足，俗名高跷，形式与内地同。沿街红男绿女争先恐后，女子尤多列坐阶前，或升屋顶而观。少年男子亦有整其衣冠，骑骏马，驰骋郊外以取乐者。”林竞还记录兰州名胜握桥，2月7日(正月初七)，林竞与一位叫邵文彪的同行者骑马“出西门，览握根桥。……桥长十余丈，其形如弓，桥上盖屋，足蔽风雨，五彩绘缯。两端有坊，东曰‘空中鳌背’，西曰‘天上慈航’。桥底无墩，自远望之，宛如卧龙。闻此桥原来有墩，因某年山洪暴发，被其冲毁，自始改今式。其法：先将两岸之桥基筑好，以数丈长之巨木直列成排，复以横木连之。木材之数，依桥之宽狭而定，其前端伸出河中约二三尺，其后端即以巨石压之。如是叠架不已，每加一层，即前端伸过下层数尺，如倒挂之阶梯然。而层与层之间，复联以铁环及钉木，迨两岸距不远时，即以巨木渡也。……此桥因两岸地低，桥身搭架太高，只宜行人，故于桥北侧建一土桥，以为通车之用。但遇大水，则被冲散，而重载阻隔矣。”过握桥后林竞和同行人还游览了雷坛庙和小西湖：“渡桥里许，至雷坛庙，为明肃藩建。嘉庆十七年，那彦成督甘时重修。庙宇辉煌，两廓壁间画老君出世图，五彩鲜明，笔画工细，传明代物，宽约七八丈，巨观也。庙左为阿公祠，即清初阿桂平青海有功者。院中古柏苍翠，净不见尘，有阿公墨宝多幅，石刻嵌于壁间。庙东有牡丹园，多佳种……再进三里，为莲花池，俗名小西湖，今改为农商部苗圃。湖中多芦苇，不见一莲，亭榭两座，业已倾圮。夏令树木茂盛，或有可观，此时极感萧条也。”林竞看完握桥、雷坛庙、小西湖，“旋进西关，循西城根行，过黄河铁桥，登金山寺。曲折升至五福殿，为最高处，东南俯视兰垣，了如指掌。对面为四墩山，其西为华林山，山上有土堡，今驻军于此，得此则兰州在掌握矣。黄河未冻处，水碧绿且湍。余两次过兰州，均遇河冻，不见巨流，殊遗恨也。寺依山势建筑，极曲折耸危之致……，将入北门，见居民群集河上，凿冰成孔，用瓢取水，以供饮料。”这些都是非常生动的老兰州生活图景。兰州年俗也令他感到十分新奇，元宵节前一天(2月14日)，林竞骑马出兰州城北门，过黄河铁桥，沿白塔山下东行，到庙滩子，再行五里，到盐场堡，又看见了人们闹社火：“至盐场堡，住居民五百余家，有城隍庙一座。各家屋檐，遍悬纱灯，华丽逾兰坦。市民正在迎春，挨肩摩踵，备极热闹。见有持纸糊之状如漏斗者一人前导，次有打太平鼓者数人，随后有一人扮女相，丑不可言，而装娇作态，使人捧腹。时复戏谑道旁妇女，妇女亦不之忤也。最后又有面涂黑色者数人。其神情亦如前。余坐骑惊跃，乃急跳下，幸未跌倒，遂即驰归。”
《金城关》余国纲
清末举人、江苏江宁人程先甲，1898年任江南高等学堂教授，又任简字学堂总理(校长)，精训诂、音韵之学，投身文字改革运动，成为早期汉语拼音的先驱。1919年有陇上之行，著《游陇丛记》，因自兰州返北平途中遇盗，原稿丧失殆尽，1922年出版的本子是后来补写，比较简略。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带着考察团途经兰州，一路西行，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开始考古发掘。两个月后发现赫赫有名的朱家寨仰韶文化遗址。1924年五六月间，安特生考察团又从兰州出发，向南进入洮河流域，发现马家窑遗址、辛店遗址、半山遗址、齐家坪遗址和寺洼山遗址……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深埋地下，而甘肃这些对揭开华夏文明发展之谜有重要作用的著名史前文化遗址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安特生不但开启了中国考古学，也揭开了古老文明的一角。
1925年4月，陈万里考察经过兰州，在华兴旅馆住八日。他在《西行日记》中记载“房饭费及杂费共洋一百三十元”，平均每天开支16.25元。4月13从兰州城出发，“从北门过黄河铁桥、金城关，十里至十里店，枣林极盛，又十里则桃树遍野，旬后可放花也矣。自此转向西北，入丛山中，土色赤朱，其崩陷处有笔立若削成者，远望之，颇似圆明园劫后所立之石柱，极可观也。车行涧中，是名沙沟，如此约十里朱家井宿，是日行四十里。”14日，早发朱家井，七十里盐水河铺尖，三十里洪城驿宿，实有一百二十里。“发朱家井后行两山间，虽有升降，路尚平坦。沿途无树木，杳无人烟，境况萧飒。五十里哈家寨，有华定榷运局分处，然民居亦仅十余家耳。遍地霜白，产盐之富，可以概见。过盐水河铺略见驿柳，仍行乱山中，尘土极大，不减晋南道也。二十五里徐家水磨，驿柳始成行，村落渐多，泉流时闻，五里至红城驿已黄昏时矣。”
这年6月27—28号，陈万里经此道返回时再次经过兰州。
福建莆田人林鹏侠，时称“我国惟一女飞行家”，1932年春，淞沪抗战发生，即奉母命由新加坡回国，欲赴东三省参加东北义勇军。《淞沪协定》签订，她一腔热血无处可洒，独自游历西北，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几乎每至一地，她都会参观当地中小学校，并向负责教育的官员询问教育情况。1934年将其考察见闻撰为《西北行》，付梓赠人。
安徽寿州人方希孟，于光绪二年(1876)随“卓胜军”将领金顺进疆，就职于金顺幕府，常活动于迪化至哈密一带。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长庚幕府宾二次出关，于十月十五日自郑州启程，次年四月十四日抵达迪化，著有《息园诗存》《西征录》《西征续录》等作品。
斯文·赫定于1896年1月14日开始第二次中国西部探险，并于1896年5月27日离开和阗后经戈德菲尔德山口翻越过昆仑山前往西藏，然后又折向东北到柴达木，经过西宁、兰州到鄂尔多斯，1897年3月到达北京，最后取道库伦和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回瑞典。他在《斯文·赫定素描集》(《svevhedin’Arts》1964年瑞典出版)中收录1897年画的兰州素描，例如，他在黄河北岸看到由河水冲积形成的扇形二级台地上修建有一座关帝庙，时称“武庙”或“老爷庙”，庄严宏伟，气势恢弘(至今人们将关帝庙前冲击扇砂滩地称为庙滩子)，就将殿内关羽塑像描绘出来。在说明文中，还描述“兰州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城镇，有古老的城墙、城门和城楼，虽然不及西宁给人印象深刻，但它却原始新奇，风景如画。在这里我曾画过城郊，寺庙，殿堂，以及右手指捋着长髯威武的武神。”
1935年1月27日，斯文·赫定结束西北考察活动东返，再次从永登到兰州。这段行程记录简略，书中仅仅提到小芦池、二十里铺两个地名，可能走南大路，从河口镇渡河。
1934年，陈赓雅作为第一批国统区记者深入中国西北采访，在《申报》上发表30万言《西北视察记》，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被誉为“南陈北范”。《西北视察记》详细记录西北地区各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行政区划、交通、建设状况、民风民俗、经济条件、教育状况等。
笔名为“天涯游子”的作者撰《甘肃省旅行记》发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的《旅行》杂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抗击日本侵略，广袤的大西北成为支撑抗战的大后方，开发大西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能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之一。天涯游子在《甘肃省旅行记》第二章《向张掖(古甘州)前进》(第9页)开首写道：“从兰州至武威(即凉州)的旅程，如果在天气良好的条件之下，那么一星期内即可安全到达(骑车当然更快)……走出兰州城外约十里路光景，我们走上了一条古代内海的干河床，它地形势是环圆形的。古时海水最高处的痕迹，依然可以辨别。那道水痕高处于我们的头上，几及周围的峭壁之巅，峭壁上的石块，都已变成残柱形状了。河床底下铺满了极细的沙，偶有一两处还可以取到一些水滴，但其味极咸。有一群犁牛(牦牛)也在这干涸的河床旁边经过，他(它)们是被驱赶到兰州城内去屠宰的。在西北各大城市内出售的牛肉，都是这种犁牛肉，因此可以说是西北的重要食物之一。”
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形势严峻，兰州成为大后方和连接国际通道的重要枢纽。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奉命从陕西城固迁往兰州。
1940年和1941年，李蒸两次乘卡车从城固前往兰州勘察校址。1940年6月李蒸校长第一次到兰州。选择校址时，李蒸有两条规定：一条是不占用农民的水田，一条是照政府规定的地价购买，不让农民受一点损失。因此，他选中为使市政府人员躲避日机空袭而在距市区仅10里的十里店设置的临时疏散用的土平房35所。当时抗战仍在进行，李蒸认为这个地点作为校址是比较合适，他返回城固后向全校师生报告新校址情况：“校址背山面水，既离开闹市，又距城不远，环境幽静，交通比较便利，菜蔬比较丰富，取水及购置生活用品比较便利，不仅枣树繁多，附近还有桃林的风景，是读书的好地方，是兴建师范学院的好场地。职工宿舍在十里店街上，教学区另在不远的空地上建造，二者分开，有利于办学。”
1941年6月，李蒸院长偕同学校有关人员第二次到兰州，宣布设立西北师院分院，聘请兰州各界知名人士和地方士绅29人为兰州分院建筑设计委员会，购置兰州市政府十里店供疏散用土平房35所及地皮275亩，作为校舍用地。
1942年，西北师院本院由城固迁到兰州，城固本院则改称分院，1944年，城固分院宣布撤销。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从陕南城固迁到兰州，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有限的财力建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李蒸提出发展西北地区的教育及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西北地区过去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现在是国防的重心，所以开发西北是坚持抗战、建设国家的紧迫任务，而开发的首要任务便是教育。为了给西北各省多输送人才，李蒸要求西北师院在抗战期间招生尽可能向西北各省倾斜，并要求毕业生以西北为服务领域，积极主动留在西北工作。抗战即将胜利之时李蒸又指出西北师院有参加整个西北地区文化建设工作的任务。他将文化建设分解为教育与研究事业、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新闻与出版事业三个方面，又将中小学师资的培养作为西北文化建设的根本。此外，李蒸认为做好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即保存好西北古代艺术，因为西北各省流行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歌曲富含民族精神。他的这种思想在现在仍具有积极意义。李蒸为西北地区培养师资，给专家教授介绍兰州情况，作细致思想鼓动工作和生活安排工作，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值得西北人民怀念。十里店一条街(今十里店安宁南路南面旧街)曾被命名为“李蒸路”，就是对他作出贡献的肯定。
抗战时期经费不足，教室、宿舍等是由校内人员设计并负责施工，礼堂的设计和施工，由劳作科教师赵擎寰负责，宿舍区的厕所，是在国外学习公共卫生的体育系教授兼主任袁敦礼设计的。教职员住在旧驻军供疏散用的土平房里。在建校中常利用课余时间，动员全院师生参加建校劳动，例如组织同学平整校园和修筑道路。刚开始由于设备不齐，连饭桌板凳都没有，不少同学露天用餐。冬天馒头冻成冰疙瘩，咬也咬不动。师生们戏称他们戴的是“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是“脚踏实地”的鞋子和“空前绝后”的袜子。教师生活也很清苦，教育系著名教授胡国钰先生曾说：“我一年到头就这一身衣服，冬天是棉袍棉裤，春天去掉棉絮成夹袍夹裤，夏天去掉里子成长衫单裤，秋天再加上里子，冬天再絮上棉絮。”当时师生们喝的是“从天而来”的黄河水，用人力车马从黄河运到学校，再分送到伙食团和老师们的家里。学生们洗脸洗衣服，需要排队接来浑浊的泥水，自然沉淀之后才能使用，为了防止自己的水被盗用，即便是星期天早上，也没有人敢睡懒觉。当时还流行“预订剩水”，就是晚起的同学叮嘱早起的同学不要倒掉剩水，留给自己洗脸。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学生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互相理发，自己拆洗缝做被褥，自己装订笔记本，自买颜料冲制墨水。每逢周末，则争先恐后到茶炉和灶房取草木灰，用开水冲后，澄清洗衣。真正做到了“以精神的力量，补充物质的不足”。因此学校秩序良好，教师认真授业，学生勤奋学习，人人精神饱满。国难当头的艰苦环境，使得师生们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独立富强的渴望空前高涨。
《冷香》察小枫
李秉德教授在《名师荟萃的殿堂》一文中回忆了西北师范学院初期的周边环境及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在路上，所乘的汽车时停时修，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兰州。我们到西北师院十里店宿舍住下时天色已黑。我问：‘西北师院在哪儿?’回答是：‘顺马路往西走，过了狼沟(即十里店桥下面的那条沟，桥是后来修建的)就是。’次日清晨，我便顺路西走，过狼沟后看见的还是像十里店宿舍的土墁房子，再走远就是农田了。我就又问一个农民：‘西北师院在哪儿？’他说：‘你已经走过来了。’我这才知道这些土房子就是国内颇有名气的西北师院。不过大门是朝东开的，未见校名挂牌而已。这对不久前从巴黎来的我来说自不免有落差太大之感。不过我在此呆下去的决心并未有丝毫改变。……于是，中央教育部就从中挑选了一批教授和回国的留学人员来到我校，其中包括吕斯百、尤炳圻、萨师炯、洪毅然、吕方、郑文、郭晋稀、王明昭等，其后不久又通过其它渠道先后引进来了陈震东、刘钟瑜、朱肇轩、金宝祥、金少英、王俊杰、郑望年、彭铎、荣书之、魏文泽、焦北辰、唐学咏、韩天眷、方匀以及由上海支援来的杨树声、韩林申、高天康、杲景业等。至于黄胄则是在兰州就地聘请的部队干部兼课教师。这些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在当时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学者。到校后都成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许多人还担任了系主任。因此前面所说的西北师院师资的第二次失血现象，及时地得到了大量的增补，这就为此后我校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后来又请来的许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如陈涌、赵萌棠、张阶平、汪岳云、黄席群等那都是属于正常的人事调动……”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先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同时也尽最大努力鼓励支持学生参加体育、文艺项目，举办能够发扬全院精神及改进团体生活的各项文化活动，每年都要认真筹备组织迎新活动、周年纪念游艺会、欢送毕业同学会、新年同乐会等。另外还成立各种社团，聘请有专业特长的老师进行指导，如国剧社指导老师有殷祖英、陆懋德、张德馨、沈伯平、舒明斋、李德慈等；话剧社指导老师有袁敦礼、易价、叶鼎彝、焦菊隐、余赓虞等；国乐团由张德馨、朱芳春先生指导；合唱团由吴樾荫、李世权先生指导，另外，黎锦熙、胡国钰、庄肃襟等著名专家学者都在师院任教，并指导学生社团。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社团开展活动十分活跃，校园文艺活动丰富多彩。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有一张1943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成立41周年游艺节目单》，其中包括附童声合唱、儿童剧等多种类型表演；有《黄河颂》《娃娃进行曲》等宣传抗战、表达爱国情怀的节目。
《西北日报》1944年3月报道：“连日来整个师院充满紧张热烈气象，男女同学筹备节目，极为忙碌。”当时筹备的节目众多，有体育表演、辩论会，史地系、劳作专修科及书画研究会合办的美术展览会，展品包括书画、影片、刺绣、邮票、纸币等。学生剧团公演名剧《沉渊》，并刊出《沉渊》演出专号，据《西北日报》报道，这出话剧“由学生剧团组织演出，演员阵容除张洁沈、管家骅、管立信、周健实等外，并添新由北平来之十位‘密斯’(女生)参加演出，排演纯熟。”除此之外，话剧团还曾排演过《原野》《蜕变》《桃花扇》《朱门怨》《北京人》《雷雨》等名剧。话剧团纪律严明，人手齐备，拥有众多有天分且努力的演员，另外还有师院附中学生加入。1948年，话剧社曾去青海演出，之后又转赴陇东演出，他们用青年的勇气和热爱话剧的赤诚之心，用艺术感染国民，激发人民的凝聚力与实现解放的奋斗精神。四幕抗战悲剧《不夜天》被同学们演绎得激烈悲壮万分，这是描写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为了深爱的祖国而壮烈牺牲的话剧，缠绵动人、热烈紧张，附中周淑静同学饰主角金小玉，演得年轻、活泼又真实；王忠诚同学饰演范永立，他舞台经验丰富、落落大方；许继武饰演黄秘书长，将深明官场、谈吐老练的黄秘书长刻画得丝丝入扣，动作表情掌握自如，更显真实。话剧团还请来兰州木刻家潘国彦先生设计指导舞台装置所用的门窗、柱檐等。
《西北师大校庆感赋》赵逵夫撰文刘静河书法
1944年，进步学生创办文艺刊物《新地》和《读书月刊》。《新地》还得到郭沫若先生的支持，他写信鼓励，并亲自题写了刊头。西北师范学院附中也有一群热心诗歌写作的青年学生。自1946年起，附中校园就有采频、力人等创办的熹辉文学社，柴璐、剑南等主办的寰文艺社，盾子、蓝林、舍人等创办的荆莽文艺社，波潮、周邨、尼亚等创办的漠海文艺社等。先后以壁报与读者见面的还有下列团体：“一家”、“桥”、“紫苑”、“绿星”、“透视”、“新垦地”、“北极星”(周顿主编)等。其中，最为活跃并且创作实绩比较明显的，是1948年1月下旬成立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狼谷诗社。
1947年创办甘肃省第一份儿童刊物——《儿童报》，音韵训诂学专家、兰州师范校长李恭先生兼任报社社长，旋改名《西北儿童》，于右任题写刊名。他倡导汉字改革，刊头每字后面都写上注音字母。一版左右两侧题一副对联：“向父母老师致敬，为千万儿童服务”，《西北儿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有趣，用形象、浅显、生动的语言传播了语文、算术、科学常识等基础知识，还有插图、连环画和儿童歌曲，开辟《尕娃子传》专栏，刊登富有启发性的小故事。
深沟儿墩碑
西北师范大学校史馆现存一通《深沟儿墩碑》，碑文记载:
深沟儿墩
墩军五台
丁囗妻王氏
丁海妻刘氏
李良妻陶氏
刘通妻董氏
马名妻石氏
火器
钩头炮一个
线枪一杆
火药火线全
器械
军每人弓一张、刀一把、箭三十支
黄旗一面
梆玲一付
软梯一架
柴堆伍座
烟皂(灶)伍座
擂石二十堆
家俱
锅五口、红五只、碗十个、箸十双
鸡犬狼粪全
万历十年二月一日立
此碑为1538年所立，长0.6米，宽0.4米，厚0.15米。
明代甘肃境内明边墙自嘉峪关起向东北至酒泉野麻湾，转向东南过鸳鸯池，经高台、临泽、山丹、永昌、民勤、武威等县,至武威黄羊镇附近分为两条：一条进入景泰县、靖远县，沿黄河南岸向东,进入宁夏境内；另一条穿越古浪峡，过乌鞘岭，经永登县进入兰州市,再折向东北过靖远县进入宁夏。甘肃镇总兵驻张掖，管辖的长城东起金城(今兰州)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全长800多公里。明朝政府制定出现敌情时长城沿线墩台举烟放火同时鸣炮的制度。为便于防守和执行勤务，墩台内配备旗帜、鼓、弩、软梯、炮石、火药、火箭、狼粪、牛粪、柴草等。20世纪40年代，兰州安宁区黄河南北两岸尚留有明长城及其附属设施。“深沟儿墩”即位于明代“边墙之旁”，因此墩紧邻深沟，故名。
1947年8月，何士骥教授在西北师范学院东北角明代墩台旧址发现《深沟儿墩碑》一通(此碑现存于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并专门在《和平日报》上撰写《十里店新发见之墩军碑》予以介绍。
何士骥字乐夫,浙江诸暨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专攻古文字学和考古学。1939年,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兰州大学成立后，又兼任兰大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到兰州任教后，他在兰州十里店、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西固城、西果园等地做过多次考古调查。还通过各种方式，普及考古学知识。最为难得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没有走。当时，他说西北历史悠久，考古工作方兴未艾，遂坚留兰州，继续在西北师院任教，并从事考古工作。
西兰公路
1942年，西北师范学院本院由城固迁到兰州，李蒸院长也迁来兰州，城固本院改称分院，兰州分院改称本院。1944年底全部迁校结束，城固分院宣布撤销。西迁过程非常艰辛。川陕公路需要翻越秦岭，李白《蜀道难》中感叹的峥嵘、突兀、强悍、崎岖、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即便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也依然如故，平均每十辆卡车中就有一辆翻到山沟里，车毁人亡。
成功翻越蜀道后，又是异常艰辛的西兰公路。1941—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在迁建过程中，师生经常在这条道路上往返，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
康熙八年(1669)陕、甘分设，西安、兰州由此成为清政府统治西北的两大中心。同治十年(1871)，左宗棠派魏光焘以庆、泾、平、固观察使身份驻军平凉，以确保清军粮道在西北地区畅通。同治十一年(1872)，陕甘总督左宗棠征发民工2万人多修筑西兰大道。民国时期，西兰公路继续使用。沿线土匪横行，一些货运车辆常遭抢劫。王洛宾、茅盾、蒋经国等人都走过西兰公路，他们都留下文字记载或相关传说。1942年5月，蒋经国考察西北后撰写《伟大的西北》，其中在《在西兰公路上》章节详细记述西兰公路沿途见闻：“从长武到平凉的公路，非常的阔。这一条路，就是左宗棠造的，最阔的地方有五十公尺，沿路都是很粗大的杨柳。左宗棠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的大路，两旁遍植杨柳，人行其间，只有感觉到伟大、伟大与伟大。”茅盾在《青年文艺》1942年11月号发表《风雪华家岭》，对西兰公路途经华家岭的艰难困状与气候条件有详尽描述。当时的川陕公路需要翻越秦岭，平均每十辆卡车中就有一辆翻到山沟里，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1942年秋天，李蒸全家和学校教职员一同乘坐敞篷大卡车从城固至兰州，途中发生意外。驶过天水后不久，在一段较为平坦的山坡拐弯处，大卡车突然侧翻，全车人都被甩出去，好在旁边不是山谷。车上人都受了轻重不同程度的伤，李蒸额头碰伤，从地上爬起来后，顾不得抹去血迹，查看众人伤势并镇定地安慰大家，使大家情绪逐渐稳定，安心地等待救援。
李蒸教授女儿李溪桥回忆当年遭遇车祸经历：“从城固开往兰州的那辆卡车上，除了我们一家人外，还有张德馨教授夫妇和其他几位老师，我们几个孩子高高地坐在装满行李的卡车之上，环顾四周，兴奋异常。我们只觉得好玩，而想不到这潜伏着多大的危险。卡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驶过天水后不久，在一段比较平坦的山坡拐弯处，大卡车不知何故突然向一侧翻倒了。车上的人和行李顿时被甩了出去。大家被这突发的险事吓呆了，被甩出去时都来不及喊叫……”
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后，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当时为该校教授、国文系主任。他为教学往来于城固兰州之间。1944年冬天，黎先生路经平凉，应邀往平凉柳湖师范游览演讲后连夜赶赴兰州，当夜“六盘山头皆雪，仅着毛褂裤，车中感寒而栗，至静宁病不能兴，志仁为我往静宁中学(今静宁一中)求医，校长王君等偕至，并假以皮帽毛毡，天晚登车，过华家岭，车无窗板，风极凉冽。幸当夜即抵兰州矣。”
其中提到的“志仁”就是著名体育教授袁敦礼先生，时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
丝绸之路
西兰公路的前世今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古丝绸之路阶段和清王朝改造利用阶段、国民政府阶段及建国后的修改、修建阶段。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这些交流的通道很多。相对而言，唯有丝绸之路是我们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中最持久，最广泛，最辉煌，也是人文、历史、宗教和艺术等人类遗迹积累最丰厚的一个文化带。丝绸之路是我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最早窗口之一，是我国古代接受先进文化与了解外部世界和民族交流、文化共生、和谐相处的主要通道。
《印象帕米尔》陈航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确定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北地区只有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公元前后,《史记》《汉书》及南北朝史籍最早出现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是“西域南道”、“西域中道”、“新北道”及“河西道”等。隋唐时期,又产生许多较详细记载亚欧贸易路的交通路线和名称的著作，如裴矩《西域图记》、韦节《西番记》、王玄策《中天竺行记》、程士章《西域道里记》、韦弘机《西征记》、玄奘和辩机著《大唐西域记》以及作者姓名不详的《隋西域志》《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等，这些著作记载了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其中某些地区的路段甚至还有更细致的命名,如京畿道、关内道、秦直道、云中路、阴山道、圣人道、参天可汗道、关陇道、秦州路、大阪道、乌兰路、河西道、大碛道(大海道)、弓月道、羌中道、吐谷浑道或青海路(河南道)、永昌路、大秦道等。
《丝路文本》陆志宏
无论名称如何变化，丝绸之路甘肃段地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丝绸之路是人类物质、精神、艺术、文化的交通之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动脉。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是丝绸之路繁盛时商旅相继景况的真实写照；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也形象地记述了唐代丝绸古道上驿站的繁忙景象：“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岑参走的道路大致与后来的西兰公路重合。我们可以把西兰公路看成承前启后、联结古典文明与现代文化的象征。建国后，西兰公路在古老丝绸之路基础上修改、修建，发展至今，不但有国道、高速公路，还有了高铁。时代飞速发展的同时，丝绸之路文化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1992年，全球唯一以“丝绸之路”命名的文化刊物《丝绸之路》在西北师范大学创刊，如今走过30年历程。西北师范大学各相关学院和《丝绸之路》经常参与或举办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颇多成果。2021年12月25-27日，“中欧丝路审美文化双边论坛”国际研讨会在兰州举办，我受邀作题为《丝路考古叙事》的主旨发言。在我看来，丝绸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人类文明交流的通道。在全球，这些交流的通道很多。但相对而言，唯有丝绸之路是我们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中最持久，最广泛，最辉煌，也是最深刻的一条道路。因为它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区，同时也连接了非洲北部的文明区域。这几个文明区，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些文明区域。也正是人们不断的在总结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文明通道的过程中，来提炼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中的一些规律，一些经验。当然问题还处在一个大家不断认识的过程中。我想有三点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大家的共识，人类因文明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标志是前138年及前119年汉武帝刘彻两次派张骞通过甘肃，出使西域，倾国力向西拓展，商贸活动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其后，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就在同中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军事活动中不断延伸，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固定名称，它们是以后形成“丝绸之路”的基础。
黄河水道
黄河水患较多，中国历史中有不少与治水相关的传说或记载。黄河养育了中华文明，同时也不断滋生忧虑、带来麻烦。大禹因为治水之功而被后代推崇、颂扬。康熙效法大禹治水，亲政不久就谕令臣工绘制河图：“河道屡次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治河是康熙中晚期重要内容之一，曾经六次南巡，亲临河工，指授方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一幅不具作者与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黄河图》。经考证，此图是康熙帝亲自授命、由康熙朝河道总督靳辅延聘幕僚周洽、李含渼等人在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684-1687)间绘制而成。周洽通过实地考察黄河并参照各地其他舆图，与李含渼等一起绘成两幅《黄河图》。靳辅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将其中一幅呈奏康熙帝御览，后收贮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幅在民国时期被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收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周洽《黄河图》采用鸟瞰式画法描绘靳辅治理黄河、运河时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以及黄河下游两岸重要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
《黄河渡》套色木刻 苏朗
此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卷首起黄河海口，卷尾至龙门、潼关，黄河犹如一条巨龙穿梭于黄淮海平原上。此外，东端黄河入海处，在海上画出了太阳、彩云、波涛、岩礁等内容。属于地图与绘画相结合的传统形象化地图。河流绘以双线，内绘水波纹，漕船扬帆其中，黄河涂赭黄色，其他河流用青黄色，堤坝用宽粗线条突出显示，并以形象绘法标明大堤之上的各种建筑和设施，其余府、州、县城邑，寺庙等均采用形象绘法绘出，文字注记多达1440余处。图中的山峦、名胜、闸坝名称均用金色蝇头小楷注于其上，城镇之间的距离也有标注。黄河下游河道、运河及其他河流位置关系描绘详尽、清晰和准确，河流沿岸的山脉、城池、堤坝、闸桥跃然纸上，是一幅精美的黄河水道水利图。
《黄河图》是仅存几幅鸟瞰式水利图之一，也是最精美、最能代表康熙前中期绘图风格的黄河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篇幅之长、内容之丰富、绘画之精细、色彩之艳丽、地名注记之多,用了近二年之工,具有强烈的文化内涵和政治象征意义，它体现了清朝初期地图的绘画艺术和制图水平,无愧为中国古代形象画法地图的杰作，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根据宋代著名美术史评论家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以及相关史料记载，隋唐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展子虔、吴道子、顾恺之以及周文矩，明代宫廷画家李在等都曾经以大禹治水为题材创作过相关画作，纪念他的伟大功绩。宋代佚名画家所作《大禹治水图》曾旧藏清宫，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钦定以这幅宋人画为稿本，由清宫造办处画出大禹治水纸样，由画匠贾全在大玉上临画，再做成木样发往扬州，耗时6年雕成。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又命宫中造办处如意馆刻玉匠朱泰将乾隆御制诗和两方宝玺印文刻制在玉山上。最后由乾隆帝钦定，安放在宁寿宫乐寿堂内。
长期以来，受农业社会思维影响，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只着眼于农业灌溉，而遮蔽了其交通运输、军事防御等方面的功能。叶舒宪在发表于《丝绸之路》上的学术文章《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中说：“史前玉器分布在黄河中游两岸的现象，该做何解释？古书上能够找出的标准性解说，就是‘河出昆仑’说与‘玉出昆仑’说的绝对巧合！这一巧合实际上把西北特产的美玉之地同黄河源头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究其原因，莫非西北美玉进入中原的远距离输送路线就是走的黄河水路？再看看殷商晚期出土大量和田玉雕玉器群的都城安阳，原来也距离黄河不太远。……古人所说的玉出昆仑是现实的记录，而河出昆仑说则有想象的成分。《禹贡》说治水的大禹‘导河积石’。黄河发源于青海，流经青海甘肃交界的积石山一带，这里距离新疆昆仑山非常遥远。古人是怎样想象这大段距离的呢？原来是认为黄河流出昆仑山后潜入地下，经过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后，又从积石山一带冒出地上。这是把实际的黄河同想象中的河源联系为一体的说法。华夏先民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奇思妙想，或许就是沿着黄河水路运输玉石的长期实践所催生的神话化地理观。……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美玉来自昆仑山，经过河西走廊的陆路中转，在甘肃东部改从水路输送，当美玉运抵中原文明时，给中原人的印象就好像美玉与黄河同出一源。”“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的交往路线难题，已经渐渐有了较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大约千年之后的西周穆王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不是直接经过关中地区将陇东与中原相联系，而是先北上河套地区，再沿着九曲黄河道向前进发。换言之，河湟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联通道有可能是沿着黄河而曲折展开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选址也大体上青睐河边的台地。目前，齐家文化玉器在宁夏地区已经多有发现，看来，齐家文化先民的活动范围足以达到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诗经·大雅·公刘》歌颂周人祖先公刘自陇东迁徙豳地，就有‘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的诗句。毛传以下把这里的‘舟’字解释为佩带。我一直不以为然，却又没有提供反证的契机。假如黄河曾经充当向中原运输西北玉料资源的作用，以舟船运载玉石的情景，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叶舒宪先生关于黄河水道与玉石之路关系的论述文字，乃是因为这个认识对此前关于母亲河的概念是一次革命，将黄河还原到最本质的文化属性上。同时，也引出了“玉帛之路”的话题。
玉帛之路
2012年至2019年，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为了探析丝绸之路前身玉帛之路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实施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有计划地研究考古出土玉器、玉文化遗址及西部玉石资源状况，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考察团发表专家考察手记和记者报道300多篇，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玉帛之路考察丛书共17部，另外，考察团提交政府对策报告3份。2018年11月17日，《丝绸之路》杂志社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宁区委区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玉华帛彩·国际诗文吟唱会”，对玉文化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艺术转化。2019年12月，对兰州市科技局科技攻关及产业化类项目《基于甘肃省玉矿资源的丝绸之路敦煌玉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推广》结项。该项目组通过实地考察、座谈、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且研发出《敦煌飞天》《反弹琵琶》《观音》《西北师范大学纪念玉牌》《西北师范大学校训玉牌》等系列玉文化创意产品。
十五次玉帛文化系列考察活动的重要学术意义在于填补玉帛之路路网认识上的空白点，摸清古今路线大致情况，探索若干未知的偏僻古道的存在，探查和理解齐家文化遗址与玉器文物向东分布的情况，对甘肃省境内齐家、四坝等典型文化的承递关系进行梳理，对齐家文化在中原文明发展历程中扮演的“二传手”角色有了更深认识，在对学术成果进行艺术化转换方面也有了成功的探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十五次应用人类学四重证据法的考察、研究活动，叶舒宪、王仁湘、张天恩、刘学堂、叶茂林、易华等学者都有了新的学术成果。例如，以叶舒宪先生《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为代表的学术著作，把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在中华文明探源课题上。2017年底，上海交大成立神话学研究院就是以本项目负责人叶舒宪教授的玉文化考察、研究成果为支撑，它是上海市政府扶持的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也是一个高端智库。上海市委托神话学研究院完成的重大项目“中华创世神话的考古学研究·玉成中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也是叶舒宪先生此前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成果。
玉帛文化考察中有两次“再发现”意义重大，值得一提。首先是“敦煌再发现”。以前，敦煌的历史伴随着张骞通西域开启，2017年8月叶舒宪等专家考察敦煌旱峡玉矿，2018年10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会上宣布敦煌三危山旱峡古代玉矿开始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3500年前后。2019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发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等考古人员撰写的《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认为该遗址为研究古代“西玉东输”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新证据。敦煌与中原联系的时间也向前推进了近2000年。2020年5月5日，甘肃省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旱峡玉矿将中华夏民族对敦煌开发的历史大大提前，可以说“敦煌再发现”，这是自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和外国学者大量运走敦煌文书以来，由中国本土学者在敦煌独立完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探索发现。
《古道》张国荣
其次是研究认识到仰韶文化时期出现玉礼器，它们开启了“东玉西输”的序幕。中国文明起源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按照传统文明标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划分，很难解释区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较大的文明。例如，中国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就具有早期国家社会形态和较为完整的礼仪系统和管理制度，礼仪系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征。玉礼器是礼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证明中国玉文化发源于西辽河流域上游，被认为进入黄河流域的时间大概在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4000年前后，因此，之前出土的玉器没有引起考古界足够重视。考古学家、研究者长久以来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没有玉文化。但是，多年来仰韶文化玉器连续不断、甚至成组出土。咸阳博物院收藏1957年陕西省文管会采集到的石斧石钺31件，限于当时认识水平，未能辨识出其中的玉礼器；1978—198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朗树德研究员从秦安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挖到85件玉器(其中12件完整，73件残损)；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带队发掘宝鸡福临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过两件墨绿色蛇纹石玉饰，一个圆形，一个梯形；2002年，他带队清理发掘宝鸡市关桃园遗址时出土一件前仰韶时期(距今7000多年)的玉镯；2005—2006年，河南省考古队在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墓葬发掘出13件深色玉钺；2009—2010年，西商高速公路考古队从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的蓝田新街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106件玉笄。
仰韶文化玉器逐渐引起考古学家和学者注意。叶舒宪教授在进行玉帛之路文化考察过程中，在好几家博物馆看到一些由武山鸳鸯玉料制作的仰韶文化玉器，结合相关考古报告，他研究认为距今5500年有一批仰韶先民沿着渭水西进到武山渭河岸边，很可能是他们促进鸳鸯玉东进中原。2021年2月，叶舒宪教授率领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专家团队对咸阳博物院藏31件原定名为石斧、石钺的文物进行重新辨识和研究，初步判断尹家村遗址年代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至庙底沟类型之间，距今约6000至5300年。18件玉器中，墨色、墨绿和绿色蛇纹石玉斧钺多达15件，超过灵宝西坡和杨官寨两地出土玉钺的总和。叶舒宪教授认为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是以“玄玉时代”为基本特色，其肇始时间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上限，即距今5500年，下限暂定在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无独有偶，2021年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河南渑池观摩一件略残的玉环，认为是典型红山文化玉器制作风格。另还有摆放在一起、工艺先进的精美“镯子”与红山文化时期玉镯极为相似，凌家滩、良渚也有类似玉器。
这些再发现对重新认识仰韶文化意义重大。2021年5月22日，咸阳博物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共同筹办的《仰韶玉韵文物展》在咸阳博物院隆重开幕，展出的18件玉石钺是目前国内发现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玉礼器群组，其中长达26厘米的蛇纹石玉钺可谓迄今所见仰韶文化时期玉钺之冠；“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玄玉时代’高端论坛”也同时举办。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巨大。在仰韶文化发展100年之际，咸阳尹家村遗址成组玉钺再发现、展出和学术研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让文物活起来”，必将丰富仰韶文化的研究内容，对从事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也很有启发。
玉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未曾中断过，与我国拥有丰富玉石资源以及史前人类辩识、加工、利用透闪石玉有本质联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1年以来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发现马鬃山径保尔、寒窑子和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三处玉矿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丰富了对古代玉石资源开发、东部玉石信仰观念核心区与西部资源分布带关系等重要课题的认识，补充、完善甚至更新以往学术观点，河西走廊西部作为中国重要玉料资源区和战略地位因此得以证实；建国以来，甘肃省考古挖掘、民间征集数量较多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玉器，尤其以陇山以东和陇山以西地区最为典型，由西往东，玉器器型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出“东玉西传”的生动过程；玉器制作选取玉料则证明了“西玉东输”的路线和特征。
考古叙事
考古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几大文明发祥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都曾钟情于各类玉石。丝绸之路前身玉帛之路，就是在中国玉文化与来自欧亚大陆的青铜文化等外来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
考古学首先是物质文化层面和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上的考古，广义上的考古学还应包含精神层面的考古。考古学研究应当既见“物”又见“人”,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在公元前，更前的时间我们出现的这些文明大多没有文献的记载。出现在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也缺少很多的文献与记载。甚至很多的古代语言都已经失去。这要通过考古，可能大多数更多的材料都来自考古材料。以往我们的考古材料更多关注的是实物考古。在实物考古之外还有一个来自于精神文化的考古，比如语言、音乐，都是非视觉，都不是以实物保留下来。如果我们把它们也纳入到考古中间，对丝绸之路的考古问题就变成一个全域式考古。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些实物性的东西只能是死历史，死历史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唤醒它们，从这个实物中间去还原原有的生活。这个实物才能变成活历史，活历史才具有当代价值。这样就使得精神文化的考古变得极其具有价值。
考古带给艺术的先锋性因素之外，传统实物考古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言说自我”的方法和叙事方式。当然，在大众文化层面，精神文化考古的叙事方式还处于实验和探索阶段。近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到的“考古小说”，可能是考古叙事的一个重要方式。小说富有还原历史场景和丰富局部细节的艺术想象。因此，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丝绸之路”为代表的考古叙事或者说艺术化呈现的价值可能会更高。李政道先生一直主张我们大家谈的科学与艺术分别是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不是完全对立和隔阂的。很多科学家都主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互补。过去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有一个观点——人们的一种习俗、一种文化，只有流传到今天还在起作用的时候才真正具有真正价值。如果对今天没有作用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古纸堆里的东西。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文化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么，积累到今天就会有两个留下来的东西，一个是活着，一个是潜伏者。就像是我们基因中间有一部分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一样，一旦有一种条件把它激活了，那么过去的那个东西就出现了。我们的小说家能够恢复过去的场景，去设想过去场景的时候，我想它也不是完全是一种幻像。可能小说家是第一个先唤醒了那个已经沉睡了基因的人。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我们考古小说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就有着它的立论的基础。
我校学者冯玉雷，这些年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冯玉雷小说创作背后有充分的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在小说叙事中灵活运用大量考古遗产和文化遗存。实际上，冯玉雷的敦煌小说、考古小说也折射出当代丝绸之路文化如何体现当代价值的重大问题。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历史，还肩负着中国与欧亚各国共迎国际化时代的现实使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敦煌)文化，创作出有学术内涵和文学特质的文艺作品意义重大。冯玉雷多年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已经出版《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禹王书》等丝绸之路文化题材小说及影视剧本《失踪的女神》《飞天》等。近来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冯玉雷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通读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名著《吐蕃僧诤记》，它依据的材料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序、两份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大辩论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另外还有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这些史料因储存于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存下来。《吐蕃僧诤记》译者耿昇先生是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在西域史、法国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史、中亚史、敦煌学、吐鲁番学等方面的大量译著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吐蕃僧诤记》，冯玉雷还认真学习其它相关敦煌文献和几代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
《大禹治水》王辅民
2020年，《大家》第1期从《野马，尘埃》中撷取一部分发表《敦煌之围：虚幻与非虚幻》，并且将冯玉雷作为封面人物。2021年1月，《野马，尘埃》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教授及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孟繁华、李继凯、王春林、谢有顺、刘大先、周明全等联袂推荐。汪德迈教授为小说题词：“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伦敦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先生说：“这是西部文学重新兴起的新高峰。”敦煌学家、长江学者郑炳林教授认为“当今世界，更需要优秀文化文学成果春风化雨，慰藉沟通人们的心灵。”敦煌学家柴剑虹教授说：“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叶舒宪教授如此评价：“登昆仑兮食玉英，笔底涌波澜兮，气象万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评介说：“野马尘埃，元气澎湃，虚实相生，非凡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说：“神话叙事，大气磅礴，融历史情怀于浪漫想象中，一部成功的学者型小说。”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报》1月29日第8版特别摘选、刊发张俊宗、李继凯、韩高年、李生滨、马振华、杨华、马粉英等学者评论文章。冯玉雷在玉文化考察和研究基础上创作完成长篇小说《禹王书》，《大家》2018年第6期发表8万字的缩略本，全本今年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郑欣淼、李继凯、胡秉俊三位先生撰写序言，郭大顺、李敬泽、叶舒宪、陈星灿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作家撰写了推荐语。这标志着冯玉雷在玉文化和考古小说创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冯玉雷另一部反映古老玉文化发生、发展和传播的中篇小说《熊图腾》2021年在《大家》第6期发表。冯玉雷文化考古小说创作值得重视。
河源，昆仑，玉
李学勤先生在为《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撰写的总序中指出，甘肃在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敦煌学、简牍学(或简帛学)的源起都离不开甘肃；近年来考古、研究证明，与华夏文明有直接关联的玉文化，也离不开甘肃！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玉文化名山：昆仑山。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是宇宙中心，其山多玉，山因玉灵。《山海经》中出现“玉”字248次，加上各种玉石、玉器的别称不下300次，有127处产于此山。《海内北经》《大荒西经》都说西王母在“昆仑虚北”或“昆仑之丘”，而《西次三经》称西王母所居为“玉山”。《山海经》中有一段黄帝食玉种玉的故事，叙述了黄帝食玉膏和种玉的神话。袁珂认为黄帝兼有部落酋长形象和上帝形象，可人神共祖，他开启了食玉的神话。传说黄帝、尧、舜之时，居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向他们觐献玉环等。公元282年，河南汲县一座古墓中发现古简记载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故事，被命名为《穆天子传》，记载穆王一路西行来到昆仑山北麓，进入西王母领地，赞昆仑为“唯天下之良山，瑶玉之所在……于是取片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周穆王还在几个大规模采玉、琢玉部落停留，当地部落纷纷拿出最好的玉石敬献。周穆王访问过的诸多琢玉部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单遗留下来的数量惊人的砺石器证明昆仑山与天山之间曾经是由许多大小不等专事玉石加工部落组成的大作坊，成品或半成品玉器向东西方输出，主要输向东方。中国人很长时间都把这个记载当成小说来读，遮蔽了背后隐藏有关玉器加工、输出的大量文化信息。
从玉石分布地段可以看出汉代以前玉石产地主要集中在以于阗为中心地段的昆仑山脉中段，张骞出使西域时，于阗已成为昆仑山美玉最重要集散地。古代昆仑山北麓各产玉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昆仑山产玉国向中原政权贡献玉石记载。西汉初期，昆仑山产玉国向西汉王朝贡玉，目的是修缮政治、贸易关系，稍后，以贡玉形式表达成为属国诚意。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昆仑山诸国皆作为地方政权向西汉中央政府贡献玉石。
昆仑山被定为今新疆地区乃为汉朝，前人对文献记载中的“昆仑山”地望观点不尽相同。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河西走廊3处玉矿遗址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证明，史籍所载“昆仑山”很有可能实际上是指敦煌三危山。《尚书》的《尧典》和《禹贡》里也有关于三危山的记录，《禹贡》记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闭飧黾窃乇砻鞯笔钡娜嗣蔷鸵丫熘褐葑钗鞫说娜Ｉ剑⑶抑榔涞厥⒉烙瘛Ｇ蛄绽奴是指代地方美玉名称，《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伞！惫本荨端滴慕庾帧纷⒔馑担骸扒蛄眨烙衩！薄袄奴，状似珠也。”叶舒宪先生据此文献认为：“三危山一带就是古代的昆仑虚所在，当地特产美玉原料和珠状的玉石。”如今，这个记载被三危山旱峡山谷中透闪石美玉实物所证明是真的，其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可以确信一点：早在张骞通西域和西汉王朝设立河西四郡之前很久，中原华夏人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敦煌三危山一带的山河地理和特殊物产了。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古人曾执着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于是，前人坚信源出昆仑山的水流到罗布泊，然后在积石山流出地面形成黄河。屈原组诗《九歌》中《河伯》体现出楚早期同黄河关系；《离骚》两部分都写到昆仑。徐旭生曾经考证古昆仑丘是现在的青海高原。《九歌》为楚宫廷祭祀神灵之歌舞辞，《河伯》主祭者以河伯知音的口吻唱：“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祭黄河之诗体现着一种群体记忆，这同楚人对昆仑山的回忆留恋一致。楚辞研究专家、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逵夫先生在《青海“於菟”舞是上古昆仑文化的遗存》(《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中说楚人同黄河、昆仑的关系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存在。
黄河与昆仑究竟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纽带还是玉文化。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文明探源经历“仰韶文化西来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和“多元一体说”。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则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分别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它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对玉的崇拜。考古研究证明，华夏先民凭借雕琢玉器来达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玉器礼仪传统。这个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自1924年安特生发现齐家坪遗址以来，迄今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发现齐家文化遗址1500多处，其中甘肃境内发现遗址1000余处，青海省境内发现450余处，宁夏境内发现10余处。朱乃诚《齐家文化玉器所反映的中原与陇西两地玉文化的交流及其历史背景的初步探索》统计，迄今发现齐家文化玉器数量在3000件以上，经文物部门调查、发掘及征集的玉器大约有千余件，器型种类大约有20多种。还有为数不详的玉器在民间收藏或流失海外。这些玉器大多在齐家文化分布区内制作，少部分为外部输入。与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相比，齐家文化玉器朴实厚重，粗犷大气，大多是透闪石软玉，莫氏硬度在6—6.5，来源多系就地取材。近年来，考古学家、文化学者在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等地都发现有玉矿或玉作坊遗址遗存。2011年来，又在河西走廊西部连续发现和考察发掘马鬃山河盐湖径保尔、寒窑子和敦煌旱峡三处重要玉矿和玉作坊遗址，为研究中原玉料来源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河西走廊西部作为中国重要玉料资源区和战略地位因此得以证实。齐家文化接受东方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斧为主的玉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器的重要源头，同时，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特殊地理位置，将优质玉料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齐家文化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开启阶段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玉器向社会礼制转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见证了夏王朝的诞生过程。
《尚书·尧典》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时舜曾“窜三苗于三危”。考古学家杨建芳先生在其文《“窜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中说尧舜时期约当公元前23或22世纪，这个时期落入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西龙山(陶寺类型)、山东龙山、齐家、石家河、良渚等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期文化的年代范围，亦即属广泛意义的龙山时代。就是说，尧舜时期黄河及长江流域存在着上述各种史前文化。其中石家河文化被认为是三苗文化。将陕西龙山、山西龙山和齐家等文化的遗存进行考查发现：一些玉石陶器和某些信仰与习俗同石家河、良渚二文化颇为相似甚或相同。龙山时期(相当于尧舜时期)长江流域曾有一部分居民迁徙至西北地区。他们在那里虽已融入当地土著民族但仍或多或少保留原有的信仰并继续制作一些传统的玉石陶器。那次移民与“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相符。
冯玉雷发表在《中国艺术报》中的文章《玉石之路、昆仑神话及玉门关》(2021年8月16日)中说：“古人曾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于是，前人坚信源出昆仑山的水流到罗布泊，然后在积石山流出地面形成黄河。从司马迁、班固到清代乾嘉学派的史地学家，都对罗布泊是黄河真正源头的说法深信不疑。从‘想象的昆仑’到‘想象的黄河源’，折射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玉文化情结。中国人把黄河视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但由于史前人类缺少灌溉技术，黄河的意义不在水利而在交通，她把广袤的内陆河文明区与外流区联结起来，让华夏民族与外界有了交流互动。……如此看来，‘黄河母亲’最初的文化底色应该是文化交流；黄河贯通青藏高原、大西北及东部地区，把外流区与内流区连接起来，成为人类早期进行远距离物质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大通道，这条大通道上运输的重要物质主要是玉石。因此，便有了与玉石紧密结合的昆仑山神话系统——那是内地人对外来文化的期望和想象。”
从学术角度而言，这个结论可能还得深入论证；但从文化情结来说，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积健为雄，生生不息
黄河之水昆仑来！
神话传说，文学表现，周穆王、汉武帝西巡，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历代高僧西行求经，到清末民初，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等个人或学术团体开展的考察活动，演绎着宏大的华夏文明进行曲。
西北师范学院在民族存亡关键阶段西迁黄河上游，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发展至今的光辉历程应该是最雄浑的篇章之一。兰州地处内陆，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及黄土高原之间，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在这里交汇。西北师范学院黄河之滨、桃花园中的简陋房屋，经过120年发展，成就卓著。与以往所有“西游”“西行”“考察”活动最大的不同是，西北师范大学扎根在黄河北岸，研究学术，教书育人，主动承担起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职责。2021年4月24日，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冯玉雷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中说：“文学创作是传承、发展丝绸之路(敦煌)文化遗产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特殊时刻，学校《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作家冯玉雷出版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一书，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落实，又是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的庄严献礼，也是西北师范大学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科研平台集群建立后的重要收获！《野马，尘埃》出版后引起文学界、美术界、考古界、敦煌学界等人文社会学界专家学者的关注，赵毅衡、叶舒宪、万明、李继凯、李晓红、肖美鹿、易华、白烨、王见、马永强等学者和评论家纷纷撰写评论，给予了很高评价。应该说，冯玉雷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成果，折射出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不懈的奋斗精神。作为一名西北师大人，冯玉雷自觉自愿，默默无闻，努力践行西北师范大学‘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精神，延续了西北师大优良的文学传统和‘百年师大，世纪中文’的美誉。”“冯玉雷系列敦煌小说在挖掘、探源华夏文明和历史发展脉络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我相信，小说的出版，在推动我校师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强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的研究，传承、发展具有甘肃特色和兰州特色的传统文化，努力引导广大文艺家讲好中国故事，挖掘本土文化，创作出积极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精品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山高水长》王安民
冯玉雷的文学创作活动，仅仅是西北师范大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朵浪花。他听从我的提议，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公选课《中国玉文化》，以期加强玉文化研究、传播、传承。其他同仁也都从各自专业出发，兢兢业业，为了学校的发展竭忠尽智，令人感佩！华夏文明，生生不息。西北师范大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正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黄河，积健为雄，奋斗不息！黄河之水昆仑来！
我相信，西北师范大学将在新时代继往开来，传承创新，能够做出新的贡献！
（该文首发于文学双月刊《大家》2022年第4期，《丝绸之路》杂志2022年第3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