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在与外界长期的融合和扬弃中，逐渐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既集“东西荟萃”、“南北交融”，又富“巴风楚韵”、“秦习蜀俗”，包含着“命由我作、质直好义、开明包容、尊祖重孝、尚乐好逸、信巫重祀”等人文特征，是安康独有的“精神胎记”和“传承基因”。
一、命由我作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响遍全国的民歌《我来了》，道出了安康千百年来“刚健自强、开拓进取、坚韧执着、富于抗争”的命由我作精神。
安康为古史传说集中区，迄今境内仅三皇五帝传说就有女娲、伏羲、舜三位。他们均为中华人文始祖，既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及早期国家的奠基者，又是原始文明的开创者。还有鲧、禹等也在安康出现，这些并不是偶然，与其原始地理环境极为吻合，“很可能与早期人类的一次重大自然灾害和痛苦记忆有关”（张在明：《金、房、均三州女娲信仰的考古学背景》）。目前，安康境内共发现旧石器遗址10余处、新石器遗址40多处。完整的石器文化，揭示了安康先民战胜自然、创造早期文明的历史进程。
秦汉时期，安康因“以地临汉水，境枕秦川”和“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氏焉”（《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被认为国家“肇基之地”，先后开通子午道，推广铁器、人畜合一沤肥、陂塘溉田等先进工具和技术，大力发展蚕桑，出现了“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郦道元：《水经注·沔水》） 的景象。后来，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得出了“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结论。
明清时期，大量湖广移民涌入安康。他们“垦种荒地，架屋数椽”，使安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和大发展，成为“陕南一大都会”。《重续兴安府志·艺文》称赞道：“盖自南宋至乾隆年间然以五百余年未辟之林荒，至有清而成衡宇相望，鸡犬相闻之乐土。”
三线建设时期，安康人民以血肉之躯，打开了通往外界的道路，迎来解放后最大一次发展机遇。共历时12年，实施了襄渝、阳安铁路、安康水电站等一大批重大建设，共动员30多万民兵参战和100多万群众支援，其中牺牲达700余人，涌现出了“置身火海舍身救人”的王忠定、“重伤不下火线”的王治安、“子亡父接”的刘正茂、“捐献棺木”的罗发莲、“平均年龄18岁”的铁姑娘排等一批先进人物。
近年来，“三苦精神”、“抗洪精神”、“村道精神”、“创优精神”，不断沿袭和升华了“命由我作”的精气神，一次一次凝聚起安康人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初心，为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而不懈奋斗。
二、质直好义
安康位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的交接地带，巴人的“劲勇”、楚人的“尚武”、秦人的“彪悍”，千百年来滋养着人们的心灵，逐渐形成了“坦荡忠诚、重情重义、侠肝义胆、敢作敢当”的质直好义品格。
安康属巴至少1700余年，是巴文化的核心区。巴人天性劲勇。早在周武王伐纣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西周中期，卢、虎联合杞夷、舟夷侵略周朝东土，周王派安康巴人虎族统治者史密平叛，后纪其功，特赐史密簋。汉初，板凳蛮巴人助刘邦暗渡陈仓，还定三秦。《华阳国志·巴志》评价道：“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
安康属楚300多年，是其西北最重要边防地区，秦楚在此争夺达100多年。强烈的“尚武”和“不服周”精神，让楚国从弱小变得强大，最终“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与秦国争霸天下的最强劲对手，同时也涌现出众多勇武之人，并创一世之雄风。战国末期，楚国虽被秦灭，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记》），成为灭秦的最主要力量。西汉杨雄评价道：“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
魏晋南北时期和宋金时期，安康为南北政权的分界线，保家卫国、杀身成仁之士比比皆是。如：太元四年（379），东晋梁州都护兼魏兴太守吉挹，在魏山“固守三年”抵御前秦苻坚，终因“城中粮绝，挹力不能抗，秦兵遂破城，挹引刃欲自杀，左右夺其刀。会秦兵拥进被俘获，劝其降，挹不言不食而死（《晋书·吉挹传》）。”嘉熙元年（1237），金州通判蹇彝固守金州，“北兵攻蜀，彝坚守，战不能敌，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复力战，城破，举家死焉”（《宋史·列传第二百八·忠义四》）。还有“山南豪族”王杰、李迁哲，“抗金名将”郭浩、任天锡，“抗元英雄”和彦威等，或战或守，或伤或亡，血染安康大地。
明清至民国时期，安康地区农民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英烈”、“义士”、“革命党人”等层出不穷。不但有“灭寇力竭而死”的金州百户鲁卿、“平叛吴三桂以身殉国”的汉凤营千总鲁仁圻，还有“血战大宝山”的抗英英烈平利白土营、“火烧天主教堂惊动光绪皇帝”的“江湖会”，而且还有“越职上书道光皇帝免征笔墨税而下狱”的张鹏飞、参与“公车上书”的兴安十举人、推动武昌起义和西安光复的进步青年廖定三、钱鼎、黄统和誉为“五四”先驱的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等。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参军参战的安康籍青壮年达10万人，仅留下姓名的抗日阵亡将士就有2400多人。
三、开明包容
安康是一个多族属地区，后又多次外来移民。长期的五方杂处、互生互融，不仅促进了民族、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也塑造了安康人“五湖四海、亲仁善邻、明理豁达、热情好客”的开明包容胸襟。
先秦时期，安康地区先后有吉国、荀国、麋国、卢国、蜀国等方国，后又属庸、巴、楚、秦等诸侯国。这些“国家”，既有原生部落方国，又有周代姬姓封国，还有楚系芈姓封国，在不断战争、兼并、交往中，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此竞相发展、互相融合。
秦汉时期，安康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 （《华阳国志•巴志》），将今安康部分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但由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蜀志）》。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军阀豪强混战，张鲁割据汉中，大量移民涌入。《三国志•魏书》记载：“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成为北方流民南下汉川和荆襄的重要通道，除接纳汉水上流方向甘陇、三辅地区流民外，还接纳北部上洛地区流民，尤其是“胡亡氐乱”时最甚。《宋书•州郡志》记载：“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明清时期，数以万计的湘、鄂、晋、江淅、闽南等籍移民涌入安康，尤其是清乾、嘉、道时期移民最甚，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现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陕西巡抚毕沅向清政府上奏：兴安直隶州“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到嘉庆，移民进一步增加。嘉庆二十五年（1820），陕西巡抚卓秉恬向清政府上奏：“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南山、巴山老林）中以数百万计。”至道光初年，陕南人口由康熙初年的49万增至384万，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4.7人（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航运志》第二篇《航运·汉江干流航运》）。
多族属与移民的混交，使安康“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兼容并蓄、和谐相处。在语言方面，既有中原官话，又有西南官话，还有混合方言。在饮食方面，既“尚滋味，好辛香”，又喜“大苦咸酸，辛甘行些”，杂楚、蜀，兼秦、陇口味。在建筑方面，不仅保留了早先的巴楚式建筑样式，而且还搀杂了后来的徽派、湖湘派等建筑样式。安康人还特别好客，逢人见面寒暄问候、相邀作客、敬烟沏茶，尽其所能、尽显热情。
四、尊祖重孝
安康古为“三苗”和“南蛮”之地，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十分浓厚，后又受巴人“忠孝”、楚人“敬祖”和湖广移民“恋乡”的影响，使安康人养成牢固的“认祖归宗、敬祖爱族、视死如生、耕读传家”的尊祖重孝思想。
巴人不仅忠君爱国，而且孝敬先祖，其至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和一种社会风尚。《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隋书·地理志》记载“巴蛮”之人“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扣弓箭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之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也。”
楚人尊崇祖先，奉祀唯谨，为不可突破底线。他们把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和肇基丹阳、创业荆山、定都郢城等丰功伟绩铭记于心，并代代相传，以先祖精神教育后代。《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湖广移民，一般迫于生计“从窄乡移到宽乡”，故土难离，除在当地修宗族祠、祭先祖灵外，还设立会馆，以便大家在其内可以操乡音、叙乡情、敦乡谊、叙桑梓。特别是至今在安康境内还现存2000余座明清时期墓碑楼，每座墓碑均追溯族属渊源，缅怀先祖恩德；每座碑楼都造型别致，雕刻精美，甚至僭越礼制，崇孝思想无以复加。
五、尚乐好逸
安康古代“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华阳国志·巴志》），“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汉书·地理志》）。加之，长期受荆楚文化“浪漫”思想和巴蜀文化“享乐”意识的影响，促使安康人形成了“乐山亲水、野率质朴、自由浪漫、穷身永乐”的尚乐好逸特点。
在文学方面，推崇自由浪漫、神秘奇诡、恬淡疏朴。如：民间故事。无论是什么题材，都赋予生命和感情，具有不平凡的神奇和幻想色彩，表达对现实生活中的反抗、斗争和对未来幸福的憧憬、期待。再如：诗歌散文。历代以来，一大批诗人、仕大夫、谪官来安康为官或旅居，写下了许多山水田园诗篇和词赋。其中：大和六年（832），姚合由户部员外郎授金州刺史。他的到来引起了当时项斯、马戴、无可、方干、喻凫等众多“姚贾诗派”人物的关注和响应，并创作了大量诗篇，表现了官僚士大夫的闲雅情趣和亦官亦隐的“吏隐”风气。明清时期，安康还诞生了刘应秋、叶世悼、严如煜等一批本地或旅安散文家、诗人，他们或寄情山水、或咏怀抒情、或怀古思今，引领一时文风和社风。
在歌舞方面，一方面受氏羌文化、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创造了羊角舞、羊皮舞、巴讴、雩舞、跳端公等多种歌舞形式，部分后来甚至演变成宫廷音乐。它们除带有古老“傩”、“巫”等神秘性外，还有带象征吉祥、禳福等原始图腾崇拜。《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阆中有渝水， 民多民水左右，天性劲勇今所谓巴渝舞 。”《前汉书·武帝纪》记载：“作巴渝，都卢”。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民歌小调”、“劳动山歌”、“牛马社火”、“汉江号子”、“曲艺杂技”、“民间小戏”等“下里巴人”。它们寓意直接火辣，藏审美于趣味性、闲适性、展示性之中，既体现了安康人民“随心而乐”的率真，又反映了其“风趣幽默”的乐观。
在饮食方面，安康自古“酒食徵逐”（《重续兴安府志·风俗》）。《隋书·地理志》记载：“汉中之人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西城（今安康）、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连接，风俗颇同。”《重续兴安府志·风俗》记载：“同、光而后，承平日久，（兴安）俗渐奢靡，婚葬各礼，富有恃财，不惜越礼……（旬阳）惟酬酢往来之间，动费钱数千，以较省城邻近风俗为奢华。”
在玩乐方面，古代安康人喜梨园，奢赌博，醉心游玩，不求宦达。《重续兴安府志·风俗》记载：“赌博之风，则较他处为甚。每逢年节及春秋报赛，除梨园献技而外，辄有赌场。呼卢喝雉，十百为群。”
六、信巫重祀
受楚人巫祀之风和蜀人神灵思想的影响，以及迭遭兵燹和灾害，安康先民不断寻求生命真谛和精神慰藉，驱鬼降神、参禅悟道、求仙拜佛蔚然成风，后来成为道教的重要策源地和佛教的重要传播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中，楚分也……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俗同。”《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西城（今安康）“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同。”
西汉初期，安康已出现早期道教，并诞生了西城王君等得道仙人，以及道教第三洞天——西城洞天。王莽时期，城固人唐公房在西城任郡吏期间，遇仙人赐神药，后得道羽化成仙，成为较早有文字记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东汉时期，“五斗米道”虽诞生蜀郡，但在安康定型和壮大，成为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东晋时期，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在今丹凤商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安康十分活跃，出现了从多神宅仙地、神灵传说和隐士宗师。唐宋时期，道教与禅宗渐至合流，紫阳真人张伯端等创立了金丹大道之说。明清时期，武当山成为全国最大的皇家道场，一批武当山云游道士来安康传道，大肆在巴山山脉西岱顶、天池山、鲤鱼山、凤凰山等修建宫观庵堂，发展龙门、华山、茅山等教派，盛极一时，影响广泛。
佛教至迟晋代已传入安康，首先在宁陕、石泉、汉阴县出现。明弘治八年(1495)《重建云雾山天台寺碑》记载：“云雾仙山乃宁(陕)、汉(阴)、石(泉)三界之地，历来古刹，自晋朝法祚祖师创立以来，前辈首士经理补修，创基立业，尚有可观”。至唐代，安康佛教盛行，形成了双溪寺、万春寺、新罗寺、天圣寺 “四大丛林”。其中，至迟永微年间，新罗僧人到安康，并在“兴安州西六里” ，即今三桥头，修建了新罗寺，宋熙宁年间李复为此作诗《新罗寺唐有新罗僧咒草愈疾卵塔今在閒来因题》：“断石传遗事，唐年刻永徽。庭荒灵草尽，塔坏礼僧稀。古殿含凉气，空堂照夕晖。独来人不问，行听暮钟归。”唐仪凤二年（677），佛教禅宗高僧怀让在金州安康出生，先后驻锡万春寺、新罗寺。怀让自幼聪慧，雅好读书，名闻遐迩，被誉为“国之法器”，开创南岳一系。光绪年间，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受戒于双溪寺，后在金堂寺书写戒律。印光法师终生致于佛教振兴，居功至伟，弘一大师拜其为师，被誉为清末民初四大高僧。
除道、佛二教之外，安康还有许多生产和生活禁忌，特别是生活禁忌最为丰富，从生儿育女、婚丧嫁娶到饮食服务、礼仪举止，都有一套完整的禁忌链环，甚至形成“有病信巫不信医”之习俗。
总之，安康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导致其人文特征亦复杂多样，除上述以外，还有“精敏鬼黠”、“阿党斗讼”、“易怒轻法”、“虚表寡积”等等。它们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作为今日之安康，既要继承其精华，又要抛弃其糟粕，在不断萃取和升华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和“核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