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的影像转换 丨《中国摄影》2月刊专题抢鲜看
2021-02-03 19:05 来源: 中国摄影杂志
原标题：“非遗”的影像转换 丨《中国摄影》2月刊专题抢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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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越是趋同，对本土以及民族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认同也越迫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影像已经是记录非遗不可缺少的媒介。非遗是活化的，动态的，对非遗的记录与传承也应随时代、科技在变化。在新的非遗语境下，此前摄影界所钟爱的那些“异域风情和视觉奇观”，其原有的仪式性、符号性、社会性、民俗性等，逐步被重新建构，带来对社会变迁、文化认同、身份建构、遗产旅游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一些摄影师敏锐地看到了这种观念上的演进与变化，开始有意识地借助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观察非遗，并进行有效的影像转换。
本文节选自《中国摄影》2月刊专题 “‘非遗’的影像转换”的 编辑手记，欲览完整文章及专题，请在文末点击杂志封面购买2月刊杂志。
究竟什么是“非遗”
国际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由城市建筑到城市历史保护区，由文化遗产到自然遗产，由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全面的历史文化遗产概念。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或译传统民间文化)建议书》,建议要求各会员国充分意识到大量包含丰富的文化特性和各地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头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应当采取法律手段和一切必要措施，对那些容易受到严重威胁的遗产进行必要的鉴别、维护、传播、保护和宣传。不过这个建议案并没有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而以“民间传统文化”来代指“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其本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现在我们中文简称的“非遗”，从字面意思上，还是容易有些许歧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为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简称“ICH”)。事实上，英文Intangible一词特指“无形的”，参考我们的邻国日本则翻译为“无形文化财”，而早在1950年代日本已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并以立法的方式对“无形文化遗产”实行保护措施。
《中国摄影》2021年2月刊里，我们在广泛考察了近几年国内出现的与地域、民族、风俗、田野调查等相关的拍摄项目后，将其中与非遗元素密切相关的几组作品集中予以呈现与解读。在此，我们将其中的精彩部分节选发布如下：
威武狞厉的社火体现着秦人骨子里的刚强与倔强。吴晓鹏
扮上妆，她是神圣的社火角色;生活里，她是慈祥的母亲。这两个不同的身份和感觉造成了奇特的视觉效果。也许，母亲是想让孩子沾一沾社火的“神”气吧。吴晓鹏
陇州社火被誉为“黄土地上的狂欢节”，2007年陇州社火被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从偶遇社火那一刻起，来自南方的摄影师吴晓鹏，就被它那独特的魅力所震撼，经过五年的拍摄，2011年他与文化学者田荣军合作出版了《溯•望—陇州社火影像》一书，这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陇州社火的专著，呈现了陇县社火的完整性、原生性、历史性、多样性。
春去夏来，岜沙苗族人把糯禾杆搓成绳子悬挂在高大松柏树上，相互爱慕的男女青年结伴登上秋千飘荡在青山与白云间诉说恋情。如今青年人向往着都市现代化的生活。2013年7月 旷惠民
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是岜沙的芦笙节。妇女们早早起床为家人准备过节穿的新衣和丰盛的午餐。下午两点，未满周岁的孩子穿上苗家新衣，头戴银饰由妇女们背着走向东方坡。浩浩荡荡的队伍参加芦笙节祈福祭祖活动。2019年12月 旷惠民
自从1989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摄影师旷惠民就与岜沙苗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长达30年(主要分4个阶段)的拍摄中，他共积累了图片六万余张，用翔实的影像素材记录下岜沙古寨从外界知之甚少到闻名遐迩的过程。区别于传统的民俗摄影，大量与非遗相关的视觉元素构成了他照片的深层底蕴。《岜沙纪》拍摄期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大潮推动西部山区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岜沙苗族人思想、文化、经济快速发展发生骤变时期，这部作品成为了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社火、苗族，都曾经是最常见的民俗题材，但在借助相关学术研究而转变思路，同时在长期和系统的拍摄之后，这两组作品都沉淀为民俗、民族发展变迁的影像标本。
2015年10月31日，毕力格萨满为祖先神灵献上一匹马，这匹马今后任何人不能骑乘，不能卖，不能杀，一直要养到老。程朝贵
萨满出马仪式上，两棵白桦树的距离是有规定的，金娜萨满用脚步度量距离。程朝贵
身居呼伦贝尔的摄影师程朝贵，常年行走在这片美丽的大草原上，记录着他所关心的民族文化。《呼伦贝尔草原的萨满》通过对三位草原萨满师傅呼德尔朝鲁、赛音巴图、斯仁巴图的长期跟踪记录，并配以小说般的非虚构性文字，让我们对萨满这一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直观感受。
金永利，51岁，蒙古族，农民，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呼图格沁第六代传人，从业31年至今。王乃功
黑头翁——朋思克，白头翁义子，力大无比，能驱灾辟邪祈福。
李福山，67岁，蒙古族，羊倌，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呼图格沁第五代传人，从业40年至今。王乃功
白头翁——阿日查干 广泛流传于蒙古族居民中的一个神祇。
呼图格沁，是一种融歌舞、戏剧、说唱、傩戏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如今仅存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这些原始文化遗存在摄影师王乃功采用8×10胶片所形成的视角中，被赋予了全新的寓意。她的《呼图格沁的傩者》系列在拍摄上，去掉了生活环境，仅仅靠服饰、道具来呈现艺人们的内心世界，通过“傩者”摘下面罩自观内心，以或注目、或自鉴、或凝神静思的眼神，让“自我身份与文化角色”的相互指认图谱得到显现。
捞制“三丈三”巨宣图。2015年，由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三丈三”巨宣，2016年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李晓红
巨宣提帘。李晓红
安徽籍摄影师李晓红选择用相机记录宣纸工艺，从宣纸采用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开始拍摄，结合泾县的自然环境、水质、气候条件，对宣纸制作的100多道工序做了详细的记录，包括前期浸泡、清洗、蒸煮、腌沤等工序，以及后期捞纸、晒纸、剪纸等工序完成。这些对手工宣纸制作工艺以及艺人形象的忠实记录，也是本专题中最具“非遗标准像”气质的一组作品。
萨满、呼图格沁、宣纸，这些有着鲜明非遗特点的拍摄题材，在三位摄影师的镜头下有着迥异的呈现，有的采用传统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的拍摄方式，有的借用某些当代影像表现手法;既有对非遗细节忠实记录的工笔细描，也有贴切地传达出非遗内涵的传神写意。
贵州省关岭县，2019年 张勇
关索岭灞陵桥，始建于明初，属关岭驿，徐霞客《黔游日记》称“关岭桥”。据《安顺府志·关路津梁》载:“一名关索桥，以在关索岭麓也。又名八里桥，以关索岭关口至桥八里也。桥左右各植黄果树，盖千百年物。”新中国成立前夕该桥被溃军炸毁一孔，逐废，现中间两孔已坍塌。
贵州省丹寨县，2018年 张勇
搬运稻谷的村民。贵州已经实现村村通公路，但因特殊的山地地理环境，部分地区的山地农耕马还是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
将影像记录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近年经常被一些摄影创作者所采用。青年摄影师张勇的《湘黔滇驿道》，在国家艺术基金青年摄影创作项目的支持下，综合自己前期的实地考察，以湘黔滇驿道为线索，共走访了3省的8市、38县(区)、69乡镇，用镜头记录三省驿道沿线及周边区域留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关联性的视角出发，观看和审视空间内的各种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同时关注当下该区域内的发展与变迁，最终形成了一个103幅影像(包含图说)组成的视觉文本。
以上的几组作品，在拍摄立意之初，也许并不仅仅局限于对非遗的记录，但是作品在最后的呈现中，其所涉及的非遗视觉元素成为了这些作品成立的重要前提。这些系列游走于传统、当代、民族、民俗、非遗等领域，但是都各有自己的视角以及表现形式，最重要的是他们尊重影像生成的基本规律，从题材出发但不被题材所限制，较好地驾驭了非遗的视觉元素，并且有机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在本专题筹备之时，正值“中国•青阳首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评选揭晓。我们在本专题中选登此次大展的部分入选的优秀作品。此次大展的投稿者中有专业摄影师，更多的是广大基层影友，他们所呈现的丰富多样的影像让中国无愧于“非遗大国”的称号，也让这次大展成为一次对我国非遗记录梳理、挖掘提炼、传播推广的过程。
妆浅颦深匀眉黛 单本根
青阳腔 “非遗”的名师带徒工程，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青阳县青阳腔博物馆，2020。
图片来自“中国·青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
接龙灯 王静
青阳县乐元村的酉华板龙，已被列入青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片来自“中国·青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
从本次大展的投稿数量以及组照占比等数据来看，国内的摄影师尤其是基层影友对非遗的关注在持续升温，但热情的后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许多非遗摄影作品存在题材雷同、创作手法相似、非遗概念不清晰等问题。这里面既有摄影界共通的问题，也有非遗摄影所独有的现象:较为常见的是一种集邮式的拍摄，很多影友并无所涉非遗题材的当地生活背景，拍摄时间短，走马观花，缺少长期的关注;多图排列导致对非遗的生硬解释，拍摄大都囿于非遗的具体操作环节，影像被动地陷于其中，表现手法重复，千“片”一面;将日常民俗当作非遗进行记录也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所谓古法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也并不就是非遗;对于题材背后的真正概念及定位把握不够，在看似丰富的题材背后，实际上是相对狭窄的视野与观察角度。
姻亲赶着祭品穿着盛装前来参加仪式 张惠珍
来自文章《尼木措毕祭祀》
以上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把握非遗影像创作规律性，如何将有形的或无形的非遗转化为影像资源，我们特约非遗专家苑利和顾军共同为此撰文，对非遗概念以及非遗影像的创作规律做了一个深入浅出的科普。
表演中的英歌舞队员，正舞动着手中的木槌。汕头，2019年 曾戈
来自文章《潮汕英歌舞》
正如本次评委、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所指出的:“非遗摄影到底是简单记录，还是深度挖掘，还是一个问题。非遗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表演和展示层面的东西，非遗之所以能留存下来，一定与国家的文化发展紧密相关。”非遗是活化的，动态的，对非遗的记录与传承也应随时代、科技在变化。如果摄影者能跟随这种变化，自觉地观察、思考和拍摄包括非遗在内的文化事项，深层次地把握其文化内涵，把拍摄创作的过程作为学习领悟的过程，我们的影像才能成为对国家文化发展这一历史命题的有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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