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火展演形态及其结构
社火不独临清有，其主要流行于西北、华北地区，尤以甘肃、陕西、山西最盛，而南方有的地方也有社火活动。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在《社戏》中就描述过儿时所见社戏，这是在浙江一带每年社中举办的年规戏。顾名思义，社戏即在社中进行的有关宗教与风俗的戏艺活动，由于每年在固定时间要演故亦叫“年规戏”。虽然社戏也可以视作社火的一种形态，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民间中国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更何况大江南北地域如此广阔，社火不仅内容丰富、规模庞大，而且具有悠久的展演传统。因此，聚焦于一个地域入手分析民俗事项是不可或缺的视角，即从历史性存在转向文化共时态，考察临清庙会社火的具体表现形态与结构。
社火与庙会相伴而生，清代运河沿线各地均有庙会，“一年中最多的达数十场，少的也不下五六场”，“临清庙会不一而足，如城隍庙则正月、腊月及五月二十八日均有会，五龙宫则三月三日有会，歇马厅则四月初有接驾会，碧霞宫则九月初间有会。乡间之会，黎博店在二月中旬，小杨庄在三月下浣。各会之中以西南关之四月会为最大，邻封十数县于初十前后均来赶趁，名曰‘进香火’，全市商业社会繁华所关甚钜”。每年从农历三月三十开始到四月底结束的庙会称“四月会”，农历九月的庙会则称“九月会”，春节前夕和农历五月二十八还有城隍庙会，农历三月三还有五龙宫庙会等。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自明代以来临清城内及城郊供奉泰山奶奶的庙宇有五座，它们分别是砖城广积门外以南的娘娘庙（又称“碧霞宫”）、砖城永清门外南坛附近的碧霞宫、中州大宁寺以东的碧霞宫（又称“泰山行宫”“行宫庙”）、土城东水门外的岱宗驻节（又称“歇马厅”）和卫河东大堤附近的碧霞宫（又称“娘娘庙”）。四月会最盛，届时各庙都推出自己的社火展演，时有顺口溜“穷南坛，富行宫，爱耍花样的碧霞宫，娘娘庙是一窝蜂”予以比较。如今只剩下后两处庙宇，即歇马厅和碧霞宫，而歇马厅又进一步分化为“东厅”“西厅”，它们每年同时举办四月会和九月会。
关于临清社火包括多少项目，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史料记载与统计，不过我们仍能通过整合零星资料和实地调查访谈以观其貌。前述《梼杌闲评》提供了赛会场景的具体描写：“当街鲍老盘旋，满市傀儡跳跃。莲台高耸，参参童子拜观音；鹤驭联翩，济济八仙拱老寿。双双毛女，对对春童。春花插鬓映乌纱，春柳侵袍迎绿绶。牡丹亭唐王醉杨妃，采莲船吴王拥西子。步蟾宫三元及第，占鳌头五子登科。吕纯阳飞剑斩黄龙，赵元坛单鞭降黑虎。数声锣响，纷纷小鬼闹钟馗；七阵旗开，队队武侯擒孟获。合城中旗幡乱舞，满街头童叟齐喧。”当日满街人山人海，场面十分热闹。从上述绘声绘色的描述可以窥见一些社火内容，如鲍老会、五鬼闹判、高竿会、彩船会等；社火扮演的剧目有宗教故事，如吕纯阳斩黄龙、钟馗捉鬼等，其他还有三元及第、五子登科、七擒孟获等故事。完颜麟庆看到的临清社火更是花样繁多，当时“百戏具陈，而独脚高跷尤为奇绝，蹬坛走索，舞狮耍熊，无不精妙，且鼓乐喧阗，灯火照耀”。高跷会是最前面的一档，其表演水平很高，有两人扮演刘海戏金蟾，四人扮演唐僧师徒。饰金蟾的是独脚高跷，即两脚绑在一根高跷腿上，蹦跳行走。这是一种高难度动作表演，“可以代表18世纪以来的高跷表演水平”。
社火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民国时期，临清社火更是多达百种，当时的县志指出“仅述数种，以资考证，如彩船，结帛为之，驾者饰女，装戴彩笠，渔人引之，合唱采莲曲；高跷则足蹑木跷，高数尺，腮抹粉墨，歌弋阳腔；若竹马始于汉，羯鼓始于唐，渔家乐始于六朝，其来源尤古；其余龙灯、狮保、花鼓、秧歌等，名目繁多，不胜指数”。20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期间也被临清庙会之盛况所震撼，专门写下一篇散文《四月会》，其中提到社火的种类：“所有的热闹都汇聚在那儿：什么渔樵会，云龙会，武术会，音乐会，船会，太狮会，杠箱会，这样数下去，至少有七十样以上不同的名字。每种会都有它的引人处。每种会都有鼓乐导引，每种会都拥有长竿挑起的大旗小旗，红色的，白色的，方的，三角形的。上面写着办会的乡镇，写着会名，写着‘接驾’两个大字。”流行于今平阴县东阿镇小泰山山会习俗，提供了一个社火组织可资比较的个案，即香社自带社火朝山进香。东阿镇位于聊城、济南、泰安三市交界处，西与聊城市东阿县隔黄河相望。小泰山又名“小岱山”，位于东阿镇，山上建有供奉泰山奶奶的碧霞祠，以“收市三年”的方式兴起庙会：“山会兴盛时期，整个山城人山人海。手持香火的善男信女，往来如织，一队队来自各地的赶会队伍，打着‘朝山进香’的三角旗或长方旗的‘香社’香客络绎不绝。有的香社还带着乐队、高跷、龙灯、狮子。”
临清社火在庙会期间还有踩街巡游的重要环节，其巡游路线为沿着商铺集中的几条要道，较大的店铺一般会在门前摆上供品和赏品，供品专为泰山奶奶“设坛”，而赏品就是为犒赏社火成员的。运河南边的扬州“都天会”也有类似风俗：“中午前后，文判、武判及高跷队上街游行。各行会自行组织，一班接一班，争奇斗胜。……文判武判前皆有锣鼓、旗幡引路。走到大店铺或大户人家面前，就住脚舞蹈表演一番，然后手捧镗锣，向店铺讨赏钱、赏物。”有关临清各行各业组织社火的情景在史料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梼杌闲评》也只提到“三十六行经纪，争扮社火”，倒是正统年间（时间不详）《重修碧霞宫记碑》和崇祯四年《临清州东水门三里铺泰山行宫义社碑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它们都体现出商人群体的影响力。前一碑文载“文檐华边迩色色蚀，黄君大本洎诸歙商慨之，程材鸠佣，垝者缮剥者圬，陟降而眺，亮丽浮初制焉”，说明徽商参与到重修庙宇的活动中。后一碑文由王台、贾尚德等人为首的地方士绅所刊刻，为了纪念结社办会的制度安排，“因绊结为彖社，每岁一斋，如是者四载期竣，皆赖众襄，初一日勒名於石，以志岁庆，垂永世焉”，碑阴尚镌刻有十多位盐商人物的姓名，说明盐行也积极参与其中。得益于大运河的畅通，明中期的临清迅速发展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并逐渐融入地方社会。此时的徽商人数较多，实力也最为雄厚，他们不仅转贩棉布，经营食盐、丝线、竹木和茶叶等各种行业，而且成为泰山奶奶的忠实信众。明朝曾于临清“开中”，盐行也最盛，在隆庆、万历年间就达十多家。他们积极参加庙宇修建及庙会祭祀等活动，以此来分沾一些权力与利益。在商业组织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宗教职能也随之嵌入经济职能之中。对于发挥经济作用的民间组织来讲，商行是商人的同业组织，在临清活动的商人大都归属于不同的商行，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建立庙宇祭祀自己的行业神。
临清四月会目前仍然保留了传统庙会文化的迎神接驾仪式，活态传承的以及正在恢复的临清社火亦有十余种，兹将有特色的社火项目胪列如下。庙会巡游期间社火队伍的排列顺序是有讲究的，位于最前边的是架鼓会，又称“威武会”，有“架鼓开道”之说。临清架鼓原名“助阵鼓”，又名“羯鼓”，“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两杖鼓”，在庙会上有“击鼓保驾”之寓意，故又经常念白为“驾鼓”。据传，乾隆皇帝沿运河下江南，船过临清时龙旗招展，鸣锣击鼓以显皇威，运河码头劳工暗学鼓技自娱自乐，各庙会纷纷效仿组织架鼓会，临清架鼓从此延续流传至今。紧接着是云龙会和狮胞会。云龙会又称“舞龙灯”，“灯”为“登”之谐音，寓五谷丰登之意。舞龙时由数十人组成，临清云龙表演技艺丰富多彩，有“二龙戏珠”“火龙腾飞”“蟠龙闹海”等。临清舞龙较别地锣鼓颇具特色，并专有铳炮队和火硝队配合表演助兴，演出中铳炮十门列队两旁，龙舞时铳炮声声春雷，硝烟如滚滚云雾，龙在云雾中翻腾搏击，气势宏大，气象万千。狮胞会又称“舞狮子”，其最大特点是有母狮子生出小狮子的环节。其他社火项目依次尾其后，它们分别是钢叉会、高跷会、抬杠官、判子会、天音会、竹马会、秧歌会、彩船会等。其中，抬杠官为临清独有，表演者身着官袍扮演县太爷，四个手持黑红棍“开衙役”和两个“抬衙役”伴其旁，当有人拦路喊冤时便会停轿，县太爷用笑话、俚语等方式为其伸张正义。五鬼闹判当为明代沿运河从江南一带传播而来，俗称“判子会”“升官会”。五个手执琴、棋、书、画、伞的鬼魅闹判官，在纷闹之中判官明察秋毫，审时度势，驱恶扬善。天音会通过有节奏地敲打锄头、犁等农具形成乐曲，这与农耕文化、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竹马会属于民俗舞蹈，骑着用竹篾扎成的竹马表演，又有“文场”“武场”之分。秧歌会以临清城南洼里村的最为著名，其动作多以插秧、拔草等为主，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四、现代转型中的坚守与创新
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业已表明，任何一种文化景观的出现并非凭空产生，其中贯穿了历史积淀、延续、承传、重塑乃至再造的历程。英国备受推崇的左翼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教授直接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有这样的特点：“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也认为传统是“被发明的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传统不是过去流传下来一成不变的陈迹，而是一直处于文化发明的动态过程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我们既要研究历史的民俗传统，又要关注当下的民俗生活，同时还应将“地方性知识”置放于国家转型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中去思考。
临清社火的存亡兴衰是观察城市发展与地方社会的重要窗口，吉登斯就把社会结构视为一系列潜存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资源与规则，主张关注“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以此来进一步分析地方历史变迁的具体过程。临清社火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其传承嬗变的演进脉络大致可以从以下五个阶段进行把握：
第一个阶段是明清时期的形成与鼎盛时期，庙宇迎神送佛以及民俗祭祀活动，往往借助社火进行仪式表达。前述临清歇马厅遗址出土的两通碑刻，反映出歇马厅至迟在明万历年间就已存在，而该宫观历经明清两代的重修与扩建，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建筑群。碑文不仅记述了广大信众朝山启程前，选择在歇马厅这处神圣空间与宗教圣地，相互祝酒饯行，外邑香客途径此处也都建醮跪拜，焚香燃烛，以表虔敬之心，而且均有结社办会、迎神巡演的详细记载。昔时，临清城内各大庙宇相互效仿，庙会期间以社火庆贺助兴；社火为庙会增光添彩，庙会使社火更富生机活力。
第二个阶段是清末民初的持续发展，虽然民国是传统中国遭遇震荡的时期，但是社会内在结构似乎并未受到显著影响，主要的民间传统仍在延续着生命力，而此时的社火组织形式更加完备。庙会上的各个表演队是社火的组成部分，多称作“某某会”，每年定期参加祭祀活动。每个会所表演的项目也是本村、本地最为出众，在历届庙会上为众人所瞩目的形式。会的名称要用大字书写在会旗上，出会时作为前导。据说，只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才有资格叫做“老会”或“圣会”。民国初期，架鼓会第一代传人“洪鹤龄发起并组织群众购置锣鼓，在家里夜夜传授鼓技”。由于各大寺庙相互争夺，曾先后出现多家架鼓会，如“南坛奶奶庙架鼓会”“娘娘庙架鼓会”“碧霞宫架鼓会”，周边乡村出名的有“西胡村架鼓会”“前寨村架鼓会”“伊庄架鼓会”等。逢年过节或庙会兴起时，各架鼓会群起而动，游街串巷，声震全城。
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短暂活跃时期，社火展演的兴致十分高昂，并使地方与国家政治发生关联。临清城内前关街、福德街、箍桶巷和吉士口街四条街道都成立了判子会。其中，尤以福德街的判子会技艺高超，最为著名。福德街由前殿街、后殿街、后铺街、纸马巷、耳朵眼街五条街道组成，故又称“五合功升官会”。每逢春节、上元节、中元节以及庙会、祭神等节日，判子会都要与其他社火如铳炮会、云龙会、狮胞会、高跷会、跑旱船、羯鼓会、扛箱会、秧歌会、花鼓会、锯缸会、钢叉会、花棍会、渔家乐、疙瘩会、采茶会、打花落等一起上街集场演出。五鬼闹判后来几经整理，摈弃了具有恐怖色彩的角色，以及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经过长时间的相演相嬗，已与《钟馗戏小鬼》之戏融为一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清新、健康、向上的风貌。为了庆祝临清解放，烟店镇冯圈村竹马会曾进城祝贺演出，荣获“龙灯马会”表演第一名，轰动一时。当时，竹马会在城内考棚街一带进行表演时，人山人海，人们争相观看，拥挤过程中把道具都挤扁了。抬杠官的社火项目在1949年以后曾停演，但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除四害”时又再度兴起，“喊冤者”多扮老鼠、蚊子、蝇虫、跳蚤等，“县太爷”据理陈词，述说其社会危害，此种形式颇受人们欢迎。
参见寿永明、裘士雄主编：《鲁迅与社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社戏》最初发表于1922年12月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号。
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历史与民族志研究的范丽珠教授和美国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教授，对地方社会以宗教、信仰、娱乐、互助等多功能会社予以区分，这些代表着“社会”原意的组织有香会、花会、社戏、社火、青会、拳会等。参见范丽珠、[美]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比较宗教学专家欧大年另有一书专论20世纪华北的地方宗教传统，涉及到宗教的结构、组织、节庆等制度化事项，参见Daniel L. Overmyer, Local Relig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Rituals and Beliefs, Leiden-Boston, Brill, 2009.
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87页。
（民国）张自清、张树梅：《临清县志》卷11《礼俗志·游艺》，民国23年（1934）铅印本。
笔者对这五处庙宇的名称、庙址、建筑年代等作过初步统计与考证，参见周嘉：《运河名城临清碧霞元君信仰考略》，《中国道教》2018年第4期。
高志超主编：《运河名城临清》，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第188页；另据笔者于2016年9月10日对聊城市道教协会会长蔡高真的访谈，访谈地点：临清市泰山行宫碧霞元君祠。该民谣还有“穷南坛，富行宫，娘娘庙的一窝风（蜂）”版本，参见张玉柱主编：《齐鲁民间艺术通览》，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东、西二厅之称谓是民间叫法，东厅正式的名称是“泰山行宫碧霞元君祠”。
佚名：《梼杌闲评》，刘文忠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清）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3集《临清社火》，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刘海戏金蟾是中国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来源于道家典故，参见明月生编著：《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182—183页。
李世瑜：《社会历史学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45页。
（民国）张自清、张树梅：《临清县志》卷11《礼俗志·游艺》，民国23年（1934）铅印本。。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5卷《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0—102页。
杜明德：《鲁西民俗》，台湾学生书局，2016年，第95页。
徐艺乙等编著：《江南水乡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3—114页。
（清）王俊、李森：《临清州志》卷11《寺观》，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崇祯四年《临清州东水门三里铺泰山行宫义社碑记》，该碑现存临清市歇马厅村歇马厅遗址。
参见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参见（清）王俊、李森：《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参见周嘉：《运河城市的空间形态与职能扩张——以明清时期的临清为个案》，载张利民主编《城市史研究》（第3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8—50页。
（唐）李商隐：《玉溪生诗集笺注》，（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98页。
关于驾鼓源流之考证，参见马鲁奎：《临清驾鼓源流》，载赵振源主编《运河文化在临清》，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第218—225页。
参见山东省临清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临清年鉴（1991—1998）》，齐鲁书社，2000年，第227页；李宗伟主编：《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第一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76页；另据笔者于2018年5月1日对临清架鼓代表性传承人洪玉卿的访谈，访谈地点：临清市更道街洪玉卿家。
民俗学家张士闪教授专门考察过竹马表演与祖先崇拜之间的关系，认为竹马艺术传统的形成与保持，与村落家族谋求现实生存、力图绵延家族血脉的历史语境有关，参见张士闪：《俗化的信仰与神圣的艺术——以鲁中西小章村的祖先崇拜及竹马表演活动为例》，《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
参见陈昆麟：《山东聊城地区无形文化遗产的探索与保护》，载于海广主编《传统的回归与守护：无形文化遗产研究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110页；杜明德：《鲁西民俗》，台湾学生书局，2016年，第170页。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9页。
美国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研究华北地方政权建设时指出，自20世纪之初就出现的国家权力扩张，到20世纪40年代已使华北在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联系方面改观不小，并引入“国家权力内卷化”这一解释概念。他发现，国家并没有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依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关系如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行政职能，从而出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榨取能力，这也间接造成民间某些传统的延续。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55页。
王树理：《临清传：大运河文化的支点》，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319页。
参见王子华、马鲁奎：《临清民间音乐拾零》，载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聊城地区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十二辑·聊城地区《文化志》资料专辑），山东省实验中学印刷厂，1988年，第105—110页。
参见马鲁奎：《临清民间社火<五鬼闹判>》，《临清文史》1992年第6辑。
参见张玉柱主编：《齐鲁民间艺术通览》，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参见临清市文化局编印：《临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汇编》（第二卷），2009年，第299页。
参见杜明德：《鲁西民俗》，台湾学生书局，2016年，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