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电影《你好，李焕英》横空出世。
电影的拍摄地——湖北襄阳卫东机械厂在电影热映后，已然成为网红打卡地，古朴的厂区唤起了无数人的回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卫东机械厂在当年其实是一家生产武器装备的三线兵工厂，主要以生产手榴弹、爆破雷管等军品为主，代号为846厂，始建于1964年。
而在襄阳，除卫东机械厂外还有建昌机械厂、汉江机械厂、宏伟机械厂、汉丹机械厂等一大批因“三线”而起的军工企业。
何谓三线，今天的年轻人，大概早已不知它为何物。但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三线”在中国曾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它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虽然它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甚至几近消失，但其背后隐藏着的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仍值得我们去探究……
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20世纪60年代，中国周边国际形势严峻。
随着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国原有的安全体系遭到动摇，苏联与蒙古国于1963年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派出54个师近百万大军陈兵我国北境。
南境，由于美军与北越之间的不断交战，战火很快燃烧到我国的中越边境地区。
西部区域，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肆侵占藏南部分领土并建立军事据点。在遭遇不断地挑衅和攻击后，1962年6月人民解放军对印度实施了自卫反击作战，但此后军事对峙仍是不断。
而在台湾，国民党一直图谋所谓“反攻大陆“，多次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大陆刺探情报。
一时间，中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
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中央重新定位国家安全政策，并做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判断。
而在当时，我国52%的国防工业、60%的民用机械工业都集中在东部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铁路运输系统也主要分布在东部主要城市周边。
不仅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全部处在苏联轰炸机的射程之内，美国的第七舰队更是常年游荡在东部城市的家门口，倘若我国东线城市遭受突然袭击，极有可能对我国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乃至陷入瘫痪。
在这种背景下，将我国工业设施尤其是国防工业以及铁路交通、高等教育院校转移到三线，为我国留存有实力的“大后方”，便显得尤为重要。
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三线的人们感到无比荣光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郑重指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一、二线也要搞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自己造步枪、冲锋枪、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五计划的重心由原定的“抓吃穿用”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主。
所谓“三线”，是由毛主席亲自划分的。他按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一线，沿海和沿边省份；二线，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包括中西部13个省和自治区为“大三线”；一、二线省份的腹地又是本地的三线，即“小三线”。
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由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负责。1965年3月、1966年1月及3月，中共中央又相继批准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分别由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兼任各大区指挥部总指挥。
李井泉、刘澜涛、王任重（左起）
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线和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沿海、沿边的重要军工业生产基地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陆续搬迁到三线地区）、“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集中人力物力加强三线建设。
特殊时期，在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战争威胁的三线建设，已成为压倒其他一切的重中之重。
全力布局三线建设
经过数月艰辛的实地勘探，反复论证后，选址和设计工作尘埃落定，三线建设高潮很快掀起。
按照规划部署，三线建设分阶段实施，首先要完成的便是三线建设中最重要的“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和成昆铁路。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向毛泽东报告，在四川金沙江畔发现一大铁矿。当毛泽东询问那个地方的名字时，李四光说，那里过去荒无人烟，因为长着几棵大攀枝花树，地质勘查队就把那里标注为“攀枝花”。
毛泽东指示要组织力量尽早开发。因为攀枝花不但地理位置很好，而且资源丰富、地形隐蔽，是个建设后方战备基地的理想地区。
由于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开发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进行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也是三线建设第一阶段倾注力量最多的重点项目。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多次作指示：“攀枝花有铁有煤，钉子就钉在攀枝花。”“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
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建设大军，集聚在金沙江畔这个“七户人家一棵树”的荒芜村落。在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的极度艰苦条件下，立下“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家，一心想着攀枝花，不出铁水不回家”的豪言壮语，开始了攀枝花的开发建设。
基地所在地弄弄坪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不足1公里，前临大江、三面环山，还有大冲沟和断裂带，如何建钢铁厂，建设者们进行了一场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设计大会战。
经过反复勘测，专家们先后提出了50多个方案，最终大胆采用了“象牙微雕”式设计——通过大规模爆破，硬是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搬走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采用台阶式布置，螺旋式地把一个150万吨产能的钢铁厂建在三个大台地上，浓缩安排下钢铁厂的布局，创下吨钢占地面积世界最低的纪录。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号令，要求攀枝花1970年7月1日前出铁，向建党49周年献礼。“七一出铁”成为攀枝花建设者的共同目标和动力，大家吃住在现场，日夜加班连轴干，攻克了用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这一世界性难题，以保证攀钢1号高炉在1970年党的生日那天按时出铁。
六盘水煤炭基地是与攀钢配套的煤炭供应地，1965年，13万名基建工程兵、技术人员、职工以及50多万吨物资、4000多台机器设备，来到贵州西部煤藏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境内进行开发建设，基地取三个地名的头一个字，从而诞生了“六盘水”这个地名。
基地所在的六枝矿区建设碰到的第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就是修建一条10公里的地铁路专用线。这条专线经过的地形极复杂，需要打2个隧道，跨5座大山，填8条深沟，架4座桥梁，筑10孔涵洞。可施工当时缺乏机械设备，甚至连钢钎、大锤等原始工具也是平均5人才有1件。
矿区指挥部发出号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设者们高呼“战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加快建设大三线”的豪迈口号，日夜奋战在工地上。
1965年12月31日，地宗铁路专用线正式竣工通车，六枝矿第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在一片欢呼声中缓缓驶出矿区。
为加快六盘水的建设，煤炭部决定，由山东老矿区的工程队伍包建水城矿区，河北老矿区的工程队伍包建盘县矿区，河南老矿区的工程队伍包建六枝矿区。三大煤矿区原定1970年达到770万吨的生产能力，结果1968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两年。
成昆铁路是“两点一线”中“资格”最老的一个，早在1958年就动工兴建了，但受经济条件制约，时建时停。1964年，三线建设上马之初，毛泽东强调：“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穿越被称为筑路禁区的地质大断裂带，是一条在世界筑路史上都堪称奇迹的铁路。1964年9月，40万筑路大军重新开赴成昆铁路建设工地，开凿隧道427座，架设桥梁上千座，桥梁、隧道竟占了全线总长的40%。有些车站只能建造在桥梁上、隧道中。铁道兵以“天高我敢攀，地厚我敢钻”的大无畏精神，在那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千山万壑中安营扎寨，用血肉之躯在崇山峻岭中铺就了一条钢铁大动脉。
1970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攀枝花首次出铁，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六盘水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成昆铁路，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好人好马上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
为了加快三线建设，毛泽东果断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那个年代，这两句话迅速凝聚起全国的力量。
很快，一大批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争先恐后，踊跃报名支援三线建设。
因为是战备需要，保密要求十分严格，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特别注重德才兼备，被选中者皆是各行各业根正苗红的骨干力量。
看过这样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方写着“欢送新民表弟支援三线留念”。显然，这一大家人到照相馆庄重地拍上这么一张合影，是因为他们把表弟支援三线建设视作了家族的一桩大事和壮举。
就这样，数百万同“新民表弟”一样本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热血青年，打起背包，背井离乡，一路跋山涉水、浩浩荡荡地奔向内陆深山。
据统计，在当时不包括随迁家属和就地参加三线建设的员工，单是从北方和东部沿海内迁到西南和西北的企事业员工，就多达450万人。
由于所有的三线工厂对外都处于保密状态，三线职工进厂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保密守则》：“问你干什么的，不知道！问你在那儿工作，不知道！问你的单位地址，不知道！”工作在三线，与家人通信也不准有地址，为了确保三线建设的机密和便于对外联系协作，工程被编制了一系列代号。
比如位于重庆涪陵白涛镇的816地下核工程，为三线建设期间我国在大后方建立的核原料基地，自从1966年被批准建设起，白涛镇这个名字便从重庆的地图上消失了，且816厂的对外称呼也变为国营建新化工机械厂。
大家“天当罗帐地当床，金沙江是大澡堂；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后来油毛毡棚、芦席棚之类的简易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群山的沟壑之中，建设者们自嘲为“五风楼”，即地面和四面都透风。再后来，干打垒的房子出现，但不少地势低洼的简易房，碰到下大雨，早上鞋、盆还是会浮起一层。
虽然艰苦，但大家都乐观以对，干劲十足，不分白天黑夜，冒着酷暑严寒，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早日建成、早日投产。
在四川、湖北、河南等省，40多万建设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荒山野岭，架起一个又一个钻探井，打出一口又一口产气井，找到了江汉、南阳两大油田。
上海浦陵机器厂整体搬迁到重庆，40天完成土建，18天完成设备安装，总共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搬迁并投入生产。
太行山中的先锋厂用两个“五十六”创造了军工史上的奇迹，他们劈山凿岩、建厂盖房用了五十六天，安装设备、试制投产用了五十六天，从而成为全国军工的一面红旗。
经过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快，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在崇山峻岭中迅速生长起来。
和平年代再次突围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此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然不同以往，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形势的主流。
中美两国已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中苏关系也开始回暖，国内改革开放的脚步也越迈越大。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邓小平同志开始考虑调整三线布局。他认为，尽管局部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因此，按照邓小平“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国务院作出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大决策。
三线的命运迎来了逆转。
1983年，国务院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
1984年8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召开了三线调整工作会议，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对第三类企业分别关、停、并、转、迁。原则是：“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
从“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开始，一场以脱险搬迁为主要内容的三线布局调整开始了。
一些经营状况较好的三线军工厂开始逐步转产，转向民用品生产，同时将工厂从大山深处迁出。而一些经营状况不好的三线军工厂则开始逐步合并、关停。
重庆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的船舶军工生产重镇，地位不可撼动。重庆造船厂和同期诞生的涪陵川东造船厂是这其中的佼佼者。时代变迁，三线船企也开始了艰难的调整转型之路，但在政策调整后，船舶企业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
为突出重围，三线企业勇敢地走向市场，参与到了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川东造船厂在继续主攻预热器项目的同时，承建了万县长江大桥的钢结构。此后，根据重庆城市建设需要，该厂又开始研发城市轨道交通道岔。2003年下半年船市复苏，川东造船厂瞄准化学品船市场，利用原有的技术力量，攻克了不锈钢焊接难关。2005年7月，我国首制3000吨级不锈钢化学品船成功下水。之后，化学品船订单纷至沓来，借此机遇，川东造船厂一举发展成为我国七大造船厂之一。
相比之下，重庆造船厂的命运则令人唏嘘。由于企业人员庞杂、社会负担沉重，加之管理效率不高、经济效益低下，长期亏损，该厂在2004年年底正式实施破产。
三线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决策规划存在极大关联。由于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交通、地理、水源、成本核算等因素，都被放到了次要位置，使得人们忽视了企业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导致众多遗留问题长期困扰企业，成为难以挣脱的“枷锁”。
据统计，三线地区在十余年间建立的数千个企业、科研单位中，由于选址过于偏僻、分散，经营发展存在严重问题需要关停、转移迁并的共有145个，其他建设成功、经营良善的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调整，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
尽管调整带来了起色，但过程的艰辛只有三线人自己能够体会。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很多工厂的车间过于分散，分布在大大小小三十多条山沟里，厂房距离住宅区几十公里，工人上下班也非常不便。有时山区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由于本着“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建设原则，建设初期各基地没有幼儿园，没有学校，没有医院。父母上班，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满山野玩，无人照看。而那些因工作分居两地的人，更是饱受离别之苦。
因为身处交通闭塞的大山深处，许多厂矿单位都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小社会，有着独立的整套指挥、生产、后勤系统，其中包括机关、车间、医院、食堂、学校等等。
在那个精神和物质生活都极度匮乏的年代，山里的生活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和忍受的。没有电视、电脑，甚至连收音机都少有，惟有架设在厂区高处的大喇叭，每天会准时播放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便是仅有的娱乐。
后来，虽然配套设施跟了上来，但是基础教育的荒疏，成为许多三线人永远的痛。高考制度恢复后，这些父辈中不乏高才生的三线子弟能走进大学校门者寥寥无几。
很多的三线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都称自己为“三献人”，“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因为从户籍来说，他们属于城里人，但是从地理环境来讲，他们又是名副其实的山里人。因为他们从小在厂里成长，初中毕业后上厂里的职业技工学校，再分配到工厂，延续着父辈的生活。
就如同电影《你好，李焕英》中的角色包括导演兼主演贾玲，也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如果走不出这片山坳，他们的未来将会同长辈一样。
可生活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当三线建设者和他们的后代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习惯了西部和深山里的生活时，却又不得不经历第二次移民。有些人选择返回沿海地区，开始艰难“融入”；有的南下准备闯一片新天地；也有人选择了留下，随企业搬迁，开始新的生活。
而对当年的老一辈三线建设者来说，企业的不景气甚至倒闭，使得这些大多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的晚年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人依旧守着昔日付出了全部青春和汗水的工厂，和时光一同渐渐老去。
20年时间，三线建设共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400多万，兴建项目1100多个，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
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者勠力同心下，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譬如，四川省的攀枝花、贵州省的六盘水、湖北省的十堰都是在三线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城市。不仅如此，三线军工建设也哺养了一批工业底蕴深厚的企业，比如现在的东风汽车公司，便是由位于十堰的三线工厂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而来。更不用说我们耳熟能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葛洲坝水利工程等。
三线建设的开展不仅让中西部腹地的军工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同时也拉近了东西部工业水平的差距，为此后发展西部、开发西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曾评价，三线建设带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50多年后，曾经火热的三线建设已成历史，但无数三线人以赤诚和汗水熔铸的“奉献祖国、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精神，却如同那绵延的大山，长久屹立于天地之间。他们用忠诚与担当，以不惧生死的勇气和智慧，为历史镌刻下奋斗者的身姿，成为时代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